要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就一定要受理论的约束——这是很基本的道理。 经济解释的法门，与任何其它的实证科学一样，那就是：一方面我们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 这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使我们能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 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推断要说得肯定。 （若不肯定，所推断的怎可能会「错」或被推翻呢？）对这约束理论融会贯通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作出对行为的推断的精确，是足以令人叹服的。 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在这套理论的重点及其概念上作些颇为详尽的阐释，多用一些例子，作为这理论的推断能力的示范。
我们在第二章谈及两个基础假设：
（一）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
（二）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它的约束行为的基础假设。 这些我们将于第四章及第五章分析。 在本章内我们得打断话题，先解释缺乏（scarcity）与竞争（competition）这两个在经济学上不可或缺的概念。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译过来的。 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 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 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 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物品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经济物品（economicgoods）；其二是免费物品（freegoods）。 物品的定义是有胜于无，而在有胜于无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多胜于少的。 「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 这定义中的「胜」，是很客观的。
假若我们将五两黄金分为两份，一份三两，一份二两，由人随意选择，被人选取的那份是三两，那么黄金就是经济物品了。 两相比较，被选取的那一份就算是较为优胜了，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否有益身心，却是无关宏旨的。 因此，「胜」在这里并无主观或价值观的内容。
「多胜于少」的经济物品，在现实的世界中数之不尽。 黄金白银、葡萄美酒、鲍参翅肚、水果蔬菜、衣食住行、旅游憩息、天伦之乐，等等，都是经济物品，因为这些都是多一点比少一点为优胜的。
在所有的物品中，有一小部分是有胜于无，但却不是多胜于少的。 其原因是这种物品供过于求，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用，所以多胜于少就说不上了。 这样的物品不多，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空气。 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 空气虽然是非常重要，但也只能说是有胜于无，不是多胜于少。 空气于是就成为一种免费物品而非经济物品。 话得说回来，在人烟稠密之区，空气污浊，要多一点新鲜空气就变得很现实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鲜空气就再也不是一种免费物品，而是一种经济物品。
「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 那是说，凡是经济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 「不足够」从何而定？假若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真的是像苏东坡所说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那当然是足够了。 这样，清风与明月只能是免费物品——虽然在我们所知的真实世界中，清风难得，明月可贵，所以这些早已成为经济物品了。 说得严格一点，所谓「不足够」，其供应量的多少不一定有固定的关系。 例如，好的鸡蛋比坏的多，但好的不足而坏的却有余。 这是因为好的鸡蛋，人们需求甚殷，故此不足；坏的呢，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没有需求，所以就不缺乏了。
若物品没有人需求，天下间便无「有胜于无」这回事；而若非供应有限，「多胜于少」就谈不上。 「缺乏」是因为在需求下，供应有限而引起的。 人的需求量增加，再多（但仍有限）的供应也会愈形缺乏；人的需求量减少，有限的供应可能被认为是不缺乏的。 那是说，缺乏的程度，是以相对的需求来决定的。
一种缺乏物品——一种经济物品——其供应是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的。 于是，这物品就变为多胜于少了。 既然多胜于少，人要争取多一点，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愿意付出一点代价。 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就不能算是多胜于少了——逻辑不容许我们反对这观点。 因此，凡是人愿意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那就是经济物品了。 在市场上，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价格（price）。 所以我们可以说，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 有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ice）还是要付出的。 所以我们又可以这样说：没有价格的物品也可能是经济物品，它们是缺乏的——既然缺乏（既然人们需要多一点），代价也就无可避免。
（《经济解释》之十）
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竞争是不存在的。 当然，那荒岛上可能有其它的野兽，与鲁宾逊竞争、抢食，但那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经济学上的「竞争」（competition）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所有经济学的基础假设都是为人而设，要解释的行为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
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有免费物品，也有经济物品。 在争取较多的某种经济物品时，鲁宾逊是要付出代价的。 想多吃一尾鱼，他就得减少休息；为了多获一些木材取暖，减少苹果的种植就是代价；今年要多吃一点麦，明年就得少吃一点。 是的，在荒岛上，鲁宾逊也要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实，有经济物品的存在，要付代价，所以像我们那样，他也要在选择中作其取舍。 唯一不同之处是：鲁宾逊的世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在那没有竞争的一人世界中，经济学实肤浅。 我们当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鲁宾逊的行为，而全套有关的解释，若简化地申述，两三小时就足够；深入的分析最多也不过两三天的时间。 试想，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没有货币、通胀、失业，也没有法律、警察、政治，更谈不上军备、中间人、合约、制度等等问题了。 没有这一切，经济学再深也不会深到哪去。
是的，经济学的复杂、湛深，完全是因为在鲁宾逊的世界中增加了一个人。 有两个或更多人的世界，就变成社会——这是「社会」最明确的定义。 经济学的趣味也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引起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经济学的复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因为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鲁宾逊式的世界，而是生存在一个多人的社会。
请随这推理的演进去看吧。 一种经济物品是多胜于少。 在社会中，一个人对某种物品多要一点，其它的人也同样对这物品多要一点。 僧多粥少，竞争于是就无可避免。 竞争的定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 在我们所知的社会中，这样的物品所在皆是。 是的，在现实世界中，免费物品——如新鲜空气——还是存在的，虽然越来越少了。
然而，没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就不容易找到。 原则上，在社会中，一种经济物品不一定有竞争，但例子极少，几乎要想破脑袋才可想出一二。 记得五十年前我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书，同学们看电影进场时，喜欢争取得院方所派给的、有关在上映中的电影故事的一张说明书——俗称「戏桥」。 因为成群的同学都争取占为己有，旧的（过时的）「戏桥」就变得缺乏，有价格，而比较难求的，小同学们就以港币数元成交。 那时，这数元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 旧「戏桥」变成经济物品，有竞争。 但过了两三年，收藏「戏桥」的嗜好顿失所，同学们由厌而至弃之。 但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爱「戏桥」成癖，继续珍藏。 于是，对这位有怪癖的同学来说，旧「戏桥」正是一种经济物品（多胜于少），但却没有竞争。 这是我所知的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中罕有的实例。 时移势易，香港的电影院再不印发「戏桥」了。 我与那位姓李的同学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不知道他堆积如山的「戏桥」怎样处置了。
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 竞争于是就无日无之。 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从小到大地竞争惯了，可能意识不到竞争的无所不在。 我们在早上吃早餐，是从竞争中赢得的。 一个人多吃一点早餐，另一个人就必定要少吃一点。 在竞争中此「得」彼「失」。 早餐如是，午餐如是，睡觉的床如是，坐公共汽车、进学校、到沙滩上晒太阳、在家看电视等等，也如是。
可以说，在社会中，我们不容易找到没有竞争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 「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 一些不知所谓的经济学课本，在论垄断及专利权时，却说没有竞争。 但垄断及专利，只不过是压制了某一种竞争，但增加了另一种竞争。 例如，人们会在竞争中夺取垄断或专利权，也会在被垄断了（或有专利权）的市场内，以相近或可替代的产品竞争图利。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 道理很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
由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 这是因为，没有规则就不能决定谁胜谁负。 没有优胜者，竞争就没有目的了。 田径赛有规则，网球赛有规则。 假若什么规则也没有，胜负就无法决定了。 即使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胜者生，负者死，也是规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习俗等，不一而足。 正如体育游戏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有约束性，指定竞争者在某种情形下不能有某种行为。 这也是说，在社会的经济竞争中，无论是法律、纪律或习俗，都是以有约束性的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 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了。
产权制度（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 假若我们吹毛求疵地分辩，这些规则实在数之不尽，千变万化。 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只不过是其中一种。 要一般性地将产权制度分为几大类，而又有系统地分析每一类的转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产权经济学的问题，在这书的下半部我会为这门学问细说一下。
「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 这个字不简单。 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 这与法律上的定义是稍有差别的。 在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学上，其义不仅包括资产，即使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 消费物品与地产的共同处，就是大家都缺乏，在社会中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
阿尔钦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Competition）、缺乏（Scarci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 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 不明白这个一般化的「竞争」概念，学经济就不能大有所成。
（《经济解释》之十一）
在田径赛中，速度的快慢决定谁胜谁负。 速度是田径赛中决定谁是优胜者的准则。 但假若这赛事没有游戏规则，指明什么行为是犯了规例，那么速度这个准则就不容易成立了。 同样，没有游戏规则，举重比赛的力度准则不容易成立。 象棋赛以智力高者胜；桌球赛以眼力精、技术高、手力控制自如者胜——而这些准则，都是有关的游戏规则促成的。
经济上的竞赛（竞争）也是如此。 在自由市场上，价高者得，市价于是就成为确定胜负的准则。 促成这市价的游戏规则，是私有产权的制度。 这是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主要含义。 这个重要的定律及其不足之处，本书下半部会作详尽分析。
历久以来，经济学对市价的分析，都重于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但价格（price）这个概念到了阿尔钦那里，就顿呈异彩。 他说：「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单是这一句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今非昔比。 价格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而私有产权是这准则的决定因素。 科斯与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究其因，是他们每人都说过一句有启发性的话。
游戏规则与确定胜负的准则有直接的连带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 有趣的问题是，究竟是因为人们需要有某一个准则才促成这准则的游戏规则出现，还是人们需要有某些游戏规则，才使确定胜负的准则无可避免地产生呢？骤眼看来，这是一个难分先后的问题。
我认为是准则在先而游戏规则在后。 为什么呢？因为定胜负的准则所决定的，是人类以竞争来解决的问题，而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协助准则的成立而已。 速度的快慢是田径赛的重心所在，这项赛事的规则仅是协助判断「快者胜、慢者败」。 学校的考试成绩准则，其目的是要鉴定学生们有没有在知识或学业上下功夫，而考试的规则只不过是公平地让知识较高者胜（当然，这不一定能达成意图中的效果）。 市价不仅决定谁胜谁负，也决定生产力高者胜，而私产制度是协助市价的采用。
我在上文说，决定胜负的准则会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 一方面，社会成员的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显然是以竞争的准则来决定的。 这准则有多种，而在不同的准则下，每个人的优胜机会就会不同。 一些人善于经营生意，或善于生产，私有产权的竞争准则对他们大有帮助。 一些人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在非私产的制度下，他们就可大展所长。 也有一些人不懂得怎样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运作，但善于墨守成规地工作，以年资作准则，对他们就大有好处了。
另一方面，因为竞争准则对人的收入、享受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不同。 以价高者得为例吧。 一个人要在市场中得益，就要努力生产，或发明新的产品，或创造有效率的经营方法，或找寻可以节省费用的讯息，等等。 但若物品没有市价，以配给的方法分配，那么竞争者就会选择「走后门」之路，或运用政治手法，争取一官半职，等等。
我可以用两个在香港分配居住房子的实例，来说明「准则决定社会经济行为」这个格言。 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房产自由市场是以价高者得的办法来决定胜负的。 付得起而又愿意付出够高的屋价或租金的人，就可将自己喜爱的房子买下或租下来，作为己用。 不管这个人的年纪多大，相貌多好，政治手腕怎样了得，学问如何之高，付不出须付之价就没有什么优惠可言。
但在香港大学内，教师的房子是以计分的办法来分配的。 作为系主任的有六分，结了婚的六分，一个孩子六分，两个是十二分，工作了一年两分，工作了八年就有十六分了。 这些加起来的总分数，是决定争取房子分配先后及面积大小的准则。 不管一位教师的学问怎样卓越，研究成绩如何出众，若分数不够高，在房子竞争上就非败不可。
说起来，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与中国对干部分配房子的办法极为相似，差不多是如出一辙的。 究其原因，是港大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与国营制度大有相同之处。 港大的资产并非私产，而是公家或政府的。 从产权那方面看，港大的制度是一个「共产」制度，其房子的分配准则与房子的市价无关。 港大与昔日共产中国的主要区别，是港大的「共产」制只限于有关大学方面的事项，而中国大陆昔日的共产，是一般性地扩展到整个国家。
从以上的市场分配房子与港大分配房子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因为决定胜负的准则不同，胜者与负者就会是不同类的人。 一个有独特生意眼光的人，在港大没有特别的好处；而一个有较多孩子的，在市场上就没有什么优先权利了。 想深一层，我们也会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不同，所以生产的效率也就不同了。 港大分配房子的准则会鼓励教师多生孩子，鼓励早婚，也鼓励较长久地服务于港大的意向。 以价高者得的准则来分配，则会鼓励人们生产赚钱、节省费用而储蓄等等的行为。
在经济学上，「浪费」这个概念不简单。 要此书写到下半部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研究这个概念。 在这里，我不妨介绍一般书本上所说的，比较容易明白但不大正确的浪费概念。 一般而言，它是指有其它办法，或用其它资源使用的分配，可以使社会的财富或收入增加，但这些「其它」办法，却莫名其妙地不被采用。
从以上的浪费定义来衡量，在世界上数之不尽的各种竞争准则中，只有一种是没有浪费的。 这种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就是市价。 几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一点。 排队轮购，以先到先得为准则，是要付出时间代价的。 但时间用在不事生产的呆立等候中，对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这时间的价值是被浪费了的。
举另一例子，让我们回到先前所谈及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上去：一个港大的教师多生孩子，或较长久地留任，便可多获分数。 那么，在踌躇而难以取舍（那所谓「边际」）的情况下，要选择应否多生孩子或另谋高就，争取较佳的「房子」分数就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本来不打算多要孩子的将孩子生下来，是「浪费」，因为分数的本身不代表产品的价值，而多生孩子的选择是由于争取有关的分数而「逼」出来的。
以年纪大小作分配的准则，会鼓励人们不惜花费金钱、心力作虚报年龄之举，或使他们增加宁愿虚度时光而急待老来的意向。 弱肉强食的社会，以武力定胜负，会促使人民在武器上投资。 数十年前，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发现了金矿，出现寻金热潮，当地的竞争者于是定下规例，每天以速度竞赛的方式，能较先抵达某个矿地的，就有权在那一天那一处采掘。 如此一来，大家就抢花费大量金钱，将拖雪车的狗养得又强又壮。 这些行为都是浪费的。
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 价高者得是唯一的准则会促使人们增加生产。 多尽一分力以生产赚钱，取胜的机会就较大了，而这生产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因此，市价这一准则不会引起浪费。
以上所说的「浪费」观点，是传统的，虽然是由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带到竞争准则那方面去。 较为正确的观点是后话。
（《经济解释》之十二）
我在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 但在有关「准则」的事情上，一些是属于经济学内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扯不上关系。 这二者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类不同。 因此，一些人会喜欢或选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 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 例如学生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能出文字题，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multiple choice），因为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 凡是有关选择行为的，都在经济学分析之内。
但哪一种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念上的事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 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它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然会有浪费的。 不过，我可没有说增加生产一定是好的，浪费一定是坏的。 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才能判断，或只有上帝才知道。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 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 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 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 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它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 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 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持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 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 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 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 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持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上文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 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可能连带在一起。 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 重要的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 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持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拗歪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大忌。 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它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但却使人觉得他是作了这种判断。 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 但我可没有这样说。 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 当然，在报章上写其它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我有时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客观的经济解释。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 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因为我也深知市场之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的，因为在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 我个人所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颇有过人之处。 但很可惜，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的。 （天晓得，旧中国的考状元，确有分配财富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经济学既然不可以判断什么是好是坏，那么其范畴是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处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愿意付出代价，他总有办法做得到。 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罗万有。 有关的而重要的局限条件是要抽选出来而使之简化的。 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要」，分析者却不能妄作判断，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就可以随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了。 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是要有约束的，而这约束需要一个理论。 这个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分析价格管制时详述的。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 上文说过，准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不同的。 上文所说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就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的（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都是这一部分。 那所谓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与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或resource use）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 就是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的。
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上，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 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 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虽然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其范围很狭窄。 私有产权所约束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 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世事方面的，范围极小。 墨守成规地学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并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了。 科学要活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并非是说不同的竞争准则，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 正相反，近三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不断地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上。 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却可用同样的理论基础来处理。 只要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并不困难。 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 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 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有租务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就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 为什么香港大学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共产中国要论资排辈？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些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搞统战？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但很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是浅显之极。 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过瘾之至，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 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被通过了？他们总不免雄辩地议论一番。 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四个结果：（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论（nonsense）。
哈耶克（F. Hayek）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收获。 近二十年来，政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渐成为经济的一门热门学问，参与的高手如云，包括布格南（J. Buchanan）、斯蒂格勒（G. Stigler）、贝加（G. Becker）、德姆塞茨（H. Demsetz）等人，但都没有重大的收获。 当然，他们其它的研究，收获是多而重要的。 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就只有科斯一人！虽然这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体制转变，但可靠的验证，还需更长的时间。
《经济解释》应该是我认真地写的最后一本经济学的书了。 关于制度或政制的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上文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 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 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九八一年我走这条路，以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制度转变。 虽然只这一次，不够说服力，但还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经济解释》之十三；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