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经济解释》共四卷的重写快完工时，太太无意间在英语网上看到Steven Cheung’s Demand Curve（史提芬‧张的需求曲线）一词。 需求曲线可不是我的发明，怎么会扯到我这边来呢？略查究竟，原来在《科学说需求》的《原序》起笔时提到一九七一年我写下的一篇提为《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的文稿，用上一幅几何图表，自己从来没有发表过，但被美国朋友放进两本甚或更多的教科书内，把我的名字与该大名曲线挂了钩。 当年我显然不认为该图表重要，因为自己没有保存该文稿。
该几何图表非常浅，容易记得，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七章大致上以文字申述了。 这次见到有人把老人家的旧图重提，自己再画出来，再看再想一下。 一九七一是四十三年前——稼轩写北固亭怀古有「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之句，怎会那么巧？我不由得细看该图表，想想自己四十多年来在经济理论的思想上有些什么变化，竟然发觉该简单不过的图表是包括着传统经济理论的所有内容！当年不这样看，今天这样看，是反映着自己在一门学问上有了长进。
本来说整套《经济解释》不会用一幅图表——斯密的《国富论》没有用——但补加这章我要自食其言了。 两个原因。 其一是最近几次给同学们讲话，用上该图表，他们不少要求我要把它放进《经济解释》中。 其二是学经济的中国同学多，要是他们看得明白，该图表的传世机会不小：非常简单，但内容广泛，阐释起来变化多，是合乎传世的所有规格了。 当今之世，懂得用中文下笔有大着数（一笑）。
（按：本文是《科学说需求》补加的第九章第一节。）
附图以纵轴为价（P），横轴为量（Q）。 竖直的S线代表着某物品的供应总量（$Q^∗$），假设固定不变。 有A与B两个人，$d_A$与$d_B$分别是二者对该物品的需求曲线。 先假设在交易之前该物品全部为B所有。 这样，该物品给B的边际用值是M。 A完全没有该物品，其边际用值是N。 在这情况下，如果交易之价高于M，B会出售给A。 另一方面，如果购买之价低于N，A会购入。 每量B售出必与A的购入量相同，此乃成交量也。 B售出，是沿着他的需求曲线$d_B$向左上移动；A购入，是沿着他的需求曲线$d_A$向右下移动。 从横线看前后二者的移动量每步相同。 只要B的边际用值低于A的边际用值，B会增加出售给A，因为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只要A的边际用值高于B的，前者会增加从B购进，也因为有利可图。 均衡点是B的边际用值与A的边际用值相等。 从图表可见，B出售到Y点，他的边际用值会跟A购入到X点的边际用值相等，而B的售出量（EY）一定与A的购入量（PX）相等。 P是他俩的成交价，也即是市价。
交易是互相交征利。 A之利是他的消费者盈余（面积NXP）。 他的总用值是面积$ONXq_A$，但付出给B的总换值是面积$OPXq_A$，所以面积NXP是A的交易总利。 B的交易总利是面积YEM。 这是因为他放弃了的总用值是面积$YMQ^∗ q_B$，但获取的总换值是面积$YEQ^∗ q_B$（即$OPXq_A$），面积YEM于是成为B出售给A所获的总利。
我们把A的需求曲线$d_A$与B的需求曲线$d_B$每价向右横加而得A与B合共的需求曲线。 这后者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了。 即是每价按着$d_A$与$d_B$向右横加，得到的NFED是市场的需求曲线。
不管A与B的个别需求曲线怎样画，只要二者有交易上述的均衡情况会出现。 要注意的是在E那一点，市场需求曲线（NFED）与固定的供应总量曲线（竖直的$SQ^∗$）相交。 那是市场均衡，而P是交易的市价。 重要是这个市场均衡点可不是因为马歇尔提出剪刀二刄相交，也不是因为过剩或短缺的压力，而是因为A与B这两个市场君子各自为战，自私自利，见价低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购入，见价高于自己的边际用值就沽出，互不相让，既没有垄断，也没有串谋。 在E这个市场均衡点于是出现如下情况：A的边际用值等于市价等于B的边际用值。
同一物品，扩展到有无数人的市场，分析依旧。 无数的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无数还没有交易的竖直供应曲线也向右横加，结果是市场的总需求曲线与总供应曲线相交之处（E）就是市场均衡，而无数的人一起交易之价（P）是在市场需求曲线与总供应曲线的相交点。 市价一也，竞争使然，而无数的参与者的各自边际用值一律相等，也等于市价。
如果政府立例管制该物品的市价，当然要作别论，但说什么剩余或短缺会出现，不均衡，是低能之见。 正确的处理，是市价作为竞争准则如果被禁止采用，其他竞争准则会出现，局部或全部替代市价。 知道什么其他竞争准则会出现，均衡分析是研究生习作。 非常困难的是要推断在价管下，哪一种或哪几种市价之外的其他准则会被采用。 一九七三年我破此案时巴泽尔说是他读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章，要到卷四才讨论了。
以上是老人家四十三年前提出的论点，跟着的发展有长进，陈述如下。
回头看图表，未有交易之前物品的全部为B所有，以竖直的S线表达。 若价高于M，B会沿着他的需求曲线（$d_B$）卖给A。 B的供应或出售曲线于是成为$d_B$对着镜子看，即$s_B$。 这B的有交易的供应曲线（$s_B$）在X那点与A的需求曲线（$d_A$）相交，代表着B的边际成本与A的边际用值相等，是从另一个重要角度看市场均衡。 为什么$s_B$是B供应给A的边际成本曲线呢？因为那是他的需求曲线（$d_B$）对着镜子看！B的需求曲线代表着他的边际用值，是他愿意付出的最高边际价值，而成本的定义是最高的代价。 B放弃或出售给A，该物品的最高代价，是B自己衡量该物品的边际用值。
从上述补充的角度看，市场均衡不仅是每个消费者的边际用值相等，再等于市价，更再要等于供应者的边际成本。 如此类推，扩展到市场有无数的参与者，所有的人的边际用值等于所有的人的边际成本，再一律等于市场的成交价。
上述分析是假设市场上某物品有一个整体的存量，没有生产活动，也即是没有制造业。 引进生产或制造，其分析基本上没有变。 假设在街头有一个卖花生的人，投入自己的劳力种植花生与加工制成可口的食品，在街上应市。 没有伙伴，这花生的产出者是个独行侠。 这个人的生产要素当然也是经济物品。 在竞争下，通过市场与市价这个人把自己的生产要素换取他人的物品。 在均衡点上，这个人的边际生产成本会跟花生的消费者的边际用值相等。
这里跟没有生产或制造的情况只有一项重要的分别。 那就是动用生产要素来制造可口的花生，我们要加进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 如此一来，制造花生出售的人的边际成本曲线不仅会受到他对自己的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的约束，也要加进产出花生过程中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左右。
我曾经提及，在市场上，需求曲线向右上升的吉芬物品不会在竞争中存在（同学们可从本节的几何图表的简单曲线证实这一点，容易的）。 引进生产或制造，有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逻辑上吉芬物品更不可能存在了。 提出吉芬物品的马歇尔，举面包为例。 面包无疑是消费物品，但绝对也是生产要素，怎会不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呢？
我们不妨再提升分析的复杂层面。 假设制造花生食品的人，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再不在街头作小贩，而是参与一家工厂跟其他人一起分工合作，由经理人分派及指导工作。 他是自甘为奴，提供自己的劳力跟其他员工合作，从而分享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利。 他的贡献只是产品的一小部分。 这里，分析的结果跟上文说的一样，但我们要从以件工算工资的角度看。 从件工看，这个人的贡献就彷佛把自己产出的花生卖给经理人，然后让经理人把他的件工产出与其他员工的不同部分产出，合并而成另一种产品，然后应市。 我不需要再说什么边际等于什么边际等于什么边际而又再加什么边际吧。
上述基本上还是产品市场，虽然产品是由一种变为多种了。 严重问题的出现，是工厂员工合作产出时再不用件工，而是以时间算工资，即是以员工的时间作为他们产出贡献的一个委托量度。 这是个湛深而又非常有趣的话题，我要到分析公司性质时才作深入讨论。 这里只能说，引进时间工资，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会分离，变为两个不同类别的市场。 然而，从经济大原则那方面衡量，市场均衡与竞争含意还是一样的。
上述的分析是说那大名的萨伊定律基本上没有错，虽然萨伊说供应创造需求应该看为供应是为了需求。 过后我会解释，凯恩斯学派认为萨伊定律错是基于一个不深的谬误。
上述的图表有一处忽略：没有引进时间对价值的影响。 这方面的补充我们要感谢源自奥国学派的美国耶鲁大学的天才费雪的贡献。 他提出利息是时间之价，给我们对「现价」或现值有了深入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补充了。 再者，费雪之见：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 这跟剑桥大师凯恩斯及他的追随者认为投资是「注入」，储蓄是「流失」的看法有着大差别。 这方面，过后我会解释为什么费雪对，凯恩斯错。 凯恩斯学派的宏观分析因而溃不成军。 刚好是半个世纪前，老师阿尔钦对我说过如下的一句话：「宏观经济学吗？没有这回事！」
上述无疑对经济学的整体架构简化得厉害，但我认为该整体既可以也应该如是看，然后让使用的人把复杂的变化自己加上去。 不容易，变化是否加得到家，处理是否了当，有大人与小孩之别，但同学们可以按着老人家教的逐步尝试。
如上所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有三部分——只有三部分——都重要。
其一是需求定律，是指那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内容为何我以《科学说需求》整本处理过了。 这定律包括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的所有含意，但其中有一个大麻烦：需求量（与供应量）不是真有其物，该定律的本身因而无从验证，要以逻辑推出真有其物的变数的验证含意才可以发挥该定律的解释威力。 同样，那所谓「均衡」也非真有其物，不要跟物理学的均衡混为一谈。 经济学的均衡是指什么我解释过了。
其二是成本的概念。 这概念的定义为何本科生背得出来，但因为变化多学之者要观察、思考多年才可以有称意的掌握。 尤其是也算是成本的租值，因为角度往往转来转去，不容易拿得准。 好比我曾经写下「成本的转变决定行为；行为的转变决定租值」这句话，多番考虑之后终于放弃——因为从某些角度看不一定对。 要注意，成本是代价，在好些情况下引进需求定律成本与价相同。 成本的分析我在卷二《收入与成本》处理。
其三是竞争的局限。 源于有社会，竞争使产权等问题出现，经济分析变得复杂无数倍。 全四卷《经济解释》皆涉及竞争这个重要话题，而主要的处理是在卷三《受价与觅价》及卷四《制度的选择》。
以经济理论解释人类的行为，来来去去都是局限转变行为会跟着怎样变。 事前推断是先看局限转变；事后解释是追溯局限转变。 皆解释也。 局限转变之外，解释或推断行为的理论约束，不可或缺的只有需求定律，但我们要把局限转变翻为价或代价的转变才能引用到需求定律那边去。
在整个考查局限转变的范畴中，困难程度最高是考查交易费用的转变。 这是因为交易费用一律牵涉到成本的概念与竞争的约束这两方皆不浅的学问。 再者，虽然原则上交易费用可以观察量度，但实践起来往往困难。 经过多年的耕耘，到今天我还认为有一般性的关于交易费用的函数不存在；或者说，零散的函数关系太多。
我自己深信不疑的，是漠视交易费用这项局限转变，经济学的解释行为或现象的功能不是那么好，往往令从事者失望。 我可能只是行内一小撮这样想的人的其中一个，但多年来我引进交易费用的转变而得到令自己满意、痛快的实例无数，认为是非常有趣的学问，心安理得，不管他人怎样想了。
我把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合约费用、约束竞争费用、租值消散等，一起画上等号！这让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考查交易费用的转变，有时这样看，有时那样看，解释现象或行为可有奇效。
（未完待续）
（按：本文是《科学说需求》补加的第九章最后第二节。）
哲学应该是人类在思想上最艰深的学问。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大作研究生时，我认识几位读哲学的，知道当时的哲学系分伦理（ethics）与逻辑（logic）两部分。 伦理牵涉到价值观，是深是浅很难说；逻辑学是无底深潭，可幸有简化的阐释。
逻辑哲学是科学方法（methodology of science）的重心，验证假说是实证科学的主旨，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研究院是个热门话题。 正规的经济课程没有教，但哲学系那边有卡尔纳普（R. Carnap）教本科，同学们都嚷着去听，而经济系本身的布鲁纳（K. Brunner）是个动不动以逻辑为先的人。 是的，当年在加大的经济研究院内，科学方法是我和几位同学经常讨论的话题，主要当然是验证含意的规格。 离开加大之后我自己的发展，是重视「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原则，认为经济学用上的无数术语皆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实际用场。
从论文《佃农理论》开始，我的推理习惯是每走一步必以验证为大前提——那刚好是在科学方法上跟同学们吵了几年的时候。 在该论文分析合约的选择时我提出「卸责」这个无从观察的理念，耿耿于怀久之，终于放弃。 后来凡属变量我皆着重于观察，着重于真有其「量」。 今天，在实证上，我对世事的看法跟当年的师友是有着颇大的分离了。 《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我详尽地把自己的验证方法写了下来。
经济学者着重于科学方法起自李嘉图，后来的马歇尔执着于验证。 近代经济学者的方法争议的导火线，无疑源于老师阿尔钦一九五○年发表的关于自然淘汰与经济理论的文章。 那是阿师的旷世杰作，当年我读后有好几晚睡不着。 行内的科学方法大辩论源自弗里德曼一九五三发表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 弗老在文中提到阿师给他的启发，写得不是那么好，可以商榷的地方多，于是一石激起千重浪。 这大辩论持续了二十多年。 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平息，但没有大家同意的结论。 是不幸的，因为博弈理论八十年代初期在经济学卷土重来。 博弈理论违反了「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实证科学的基础原则，也漠视了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这就带到本节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所有验证科学中，只有经济学重视探讨科学的方法。 那是为什么？虽然今天的经济学者对科学方法似乎失却了兴趣，但曾经有很长的时日他们对科学方法的讨论远超其他需要验证的科学。 科学方法是哲学逻辑那方面的学问。 专于此道的人一般对实证科学没有染指。 他们的兴趣是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natural或physical sciences）例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能有那么强的解释或推断功能。 尤其是经过维也纳学派的耕耘，可以被推翻的假说（falsifiable hypothesis）就成为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核心哲理。 可以被推翻是指可以被事实推翻——假说不以事实为凭是无从验证的。
另一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很少涉及科学方法这个哲学逻辑上的话题。 我曾经拜读过爱因斯坦与哲学大师波普尔在科学方法上的辩论的来往信件，获益良多，但自然科学家中对方法逻辑有兴趣的，爱氏是个少见的例子。 我认识不少在自然科学有点成就的朋友，皆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 他们天天在实验室操作，是成是败用不着问苍天。
经济属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中还有政治、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 除了经济，其他社会科学很少涉及科学方法的讨论或争议。 这些社会科学当然着重事实的考查，也重视解释，但这些其他社会科学不是公理性质（axiomatic）的，即是不以一些公理或定律或武断的假设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绝少用上「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从事，验证的科学方法因而少受注意。
萨缪尔森曾经说经济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 这是言过其实了。 我不懂政治与社会学，但从历史与人类学中学得不少，很佩服这些学问的好些论著。 不是公理性，因而不搞假说验证，但往往有令人拜服的学问，其解释力可以自成一家。 解释不一定要通过假说的验证。 经济学呢？有令人尴尬的一面。 上述的萨缪尔森是经济大师，此君二○○九年谢世时举世颂扬，但也有两位行内专家算出，萨氏生平对重要经济发展的推断没有中过一次！萨缪尔森无疑是个创造模型的天才，但他对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约束等的掌握一律不到家。
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 公理性是指有武断性的假设与有一般性的定义或定律，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验证是求错或求「证伪」，要以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从事。 没有被事实推翻就算是过了关，即是通过假说的验证而作了解释。 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以公理性的原则从事解释，但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解释的方法跟经济学用的相同。 然而，前文指出，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很少问津哲学逻辑的科学方法，但经济学却频频涉及。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首两个是浅的，只需略说。 第三个原因不浅，但有意思，由我自己想出来，要多花一点笔墨了。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学要解释的是人类的行为，也即是经济学者要解释自己。 这使不少经济学者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自己认为是理想的世界，不容易置身事外地看问题。 然而，置身事外地客观是科学的一个起码要求，经济学者不容易做到。 为了约束自己的价值观左右着真理的追求，一些认为需要客观判断的就引进哲学逻辑的方法来约束自己。 话虽如此，那毫无解释或推断功能的福利经济学到今天还是驱之不去，问津者还是大不乏人。 当然，加进自己的切身利益，或为利益团体服务，经济学者往往把自己的灵魂贱价出售。
第二个经济学重视科学方法的原因，是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没有自然科学必有的人造的实验或化验室的支持、协助着假说或理论的验证。 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天天坐在实验室操作。 原则上，经济学者应该天天到真实世界的街头巷尾跑。 但他们没有：要不是坐在办公室推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模型，就是拿着一些没有多少真实细节的数据搞回归统计。 任何题材，实情究竟如何，经济学者一般没有足够的掌握。 因为这项大不足，科学的方法逻辑就变得重要，好叫经济学者能约束一下胡乱推理的倾向。
这些年有些经济学者尝试「建造」自己的实验室，称「实验经济学」（其中两位主要人物我认识）。 他们炮制一些实际的情况，让不知情的外人进入这情况中，然后观察行为。 这种「实验」显然是源于考查真实世界过于复杂，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内操控，所以要设计一些特殊或指定的情况来试验那些不知就里的被验者。 原则上当然可以，但谈何容易？真实世界非常复杂，以人工调控的简化容易搞出笑话。 更为头痛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公理或定律是从人类的行为反推过来而成立，有着多而复杂的变化。 以炮制情况来作实验，充其量只能验证一些没有什么变化的行为。
不论炮制情况这项玩意，我可举一个所有经济学者相信、所有学生必读的理论，但因为不知世事而错得离谱。 那是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 这理论逻辑井然，但因为弹性系数近于无从观察，没有谁见过有说服力的验证。 为此我观察了多年，发觉该传统的价格分歧理论推出来的间接含意一般与真实世界的现象有出入。 最后我想出资源空置是价格分歧的原因，跟着的考查验证百发百中。 其他例子如捆绑销售、全线逼销等，也因为在街头巷尾跑得多，我找到足以跟任何人打赌的解释，皆与书本或他家说的相去甚远。 很明显，真实世界的现象细节非常重要，争取这些细节，经济学者别无选择，要到真实世界的街头巷尾跑。
最后一个经济学重视科学方法的原因，比以上两个多了不少新意，说起来有点冒险，但重要，是本节要说的经济学的哲学性质的重心所在。 上文提及，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但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属公理性，而公理性的科学皆着重于假说验证。
这里我观察到的要点，是作为一门属公理性的科学，经济学的公理，除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从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武断假设到需求定律到成本定义等，一律是空中楼阁，不加进些什么这些公理的本身难以触摸。 自然科学的公理，虽然有时也属空中楼阁，但出发点近于一律是原则上真有其物，有可以观察到的物体的支持。 例如物理学讲什么原子，化学有元素，生物学有DNA及基因等。 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自然科学十分神奇。 好比在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之前，生物学家已经肯定有DNA这东西。
让我说清楚一点吧。 自然科学的公理的起点，一般是基于真有其物，或从事者相信真有其物。 是神奇的学问，因为先前无从观察但认为是有之「物」，若干年后往往被证实为有。 爱因斯坦几次推中，其天才无疑属神话了。 经济学呢？公理的起点一般不是基于真有其物——例如功用、需求量、均衡、极大化等不仅全属虚构，有道的经济学者知道是空中楼阁，不会愚蠢地试行证实其存在。 我不怀疑经济学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爱因斯坦、孟德尔、达尔文那个水平的天才；但我怀疑这些自然科学的天才可以把空中楼阁处理得像一小撮经济学者那么好。 半个世纪前老师赫舒拉发对我说：弗里德曼攻物理不会是另一个爱因斯坦。 我回应：爱因斯坦攻经济不会是另一个弗里德曼。
是一个湛深的话题。 我把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翻为「自私的假设」这个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公理，认为是源于斯密的《国富论》——虽然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过。 斯密可没有说人是天生自私，而是说为了生存人不能不自私。 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伟大的自然淘汰的想法——整本《国富论》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 我们的老子就没有这样的功力了。
这里我先略说另一本重要的书：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此君从动物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出发，推理与论据详尽，说动物天生有自私基因的存在。 那是一本博大湛深的书，很有说服力，但说有自私基因只是从间接推论而得的结果。 然而，经济学说的「自私」只是一个武断的假设或公理。 我们要在斯密面前跪下来，因为过后可见，他的论调含意着的自然淘汰观能让一些经济学者用「自私」的武断假设而达到道金斯说的那个深入层面。 即是说，引进自然淘汰观，经济学不需要顾及有没有自私基因这回事。
这里我也要顺便提及作本科生选修某科时得到的一点启发。 老师教：长颈鹿之所以有长颈，因为该鹿以吃树上的叶为生。 该鹿原来也有短颈的，其基因分长颈与短颈两种。 基因属短颈的吃不到树上的叶，死得早，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有短颈基因的遭淘汰，余下来的只有长颈鹿。 这例子当年被引用来证明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观是错，因为达氏提出自然淘汰时不知道有基因这回事。 但达尔文真的是错了吗？要看我们怎样算。 只看短颈鹿吃不到树上的叶而遭淘汰他没有错，看长颈鹿的生存与吃叶的行为达氏不需要引进基因——只引进自然淘汰足够。
这就带到本节要说的核心话题——即是问：经济学的哲学性质究竟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作为一门以武断假设或公理为起点的科学，除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些公理不是基于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或真有其物的生理细胞或基因的运作，而是基于自然淘汰，是从人类的行为引申回头而获得的定义或规律。 不同的公理或武断假设之间没有矛盾，推得出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假说，就成为一门实证科学了。 因为经济学的公理的非真实性比自然科学的来得普及，科学的方法逻辑就比其他自然科学有较大的监管用场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我坚持要多到真实世界观察，重视市场与非市场的现象细节，然后反推过来与经济学的公理、定律或定义印证，看看这些概念或理念在细节上的变化是否需要修改，或在阐释上是否需要补充。 换言之，经济学的公理一般并非真有其物，而是从人类的行为，经过自然淘汰的左右，然后让使用这些公理的人能在细节上作补充或修改才可以发挥这些公理的解释功能。
好比需求定律，真实世界没有那条需求曲线，需求量不是真有其物，课本上的解释拖泥带水，说不上有广泛的用场。 是我之幸，当年在研究院三位老师教这曲线各各不同，都教得非常好。 然而，当我拿着该定律的曲线在香港跑工厂跑市场时，竟然发觉该定律与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有点格格不入。 我要经过好些时日，以观察到的细节对价与量的阐释作了大量的补充，保留着该定律的基本原则，才感到该定律的解释威力无穷。 换言之，我是从「适者生存」的市场与非市场的行为来给需求定律的阐释加上变化，对「价」与「量」作了多方面的补充，使用该定律时才感到得心应手。
好比成本的定义或概念，也属空中楼阁。 一七七六年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得对，显然是源于他的自然淘汰的思维。 一八四八年密尔出版他的巨著时也用得对，但一八九○年马歇尔在他的《原理》中却弄得一团糟。 说来尴尬，「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这个不可或缺的定义，要到我作研究生时才算是一般地被经济学者接受了。 然而，只背得出这个定义，不懂得引进真实世界的细节与变化，这定义的用途不多。 也难怪今天搞博弈理论的众君子对成本概念的掌握令人尴尬。
在成本的理念上我也在真实世界观察了多年，重视细节，提出了上头成本、挤迫效应、租值消散、合约结构、竞争约束等皆与成本有关的理念。 这些变化让我们大幅地增加了对世事的理解，于今回顾，这些补充一律是经过自然淘汰的人类行为而获得的。 另一方面，认为没有大用场的经济学公理或概念，我不管也不用，因为以自然淘汰作补充是很麻烦的工作。
人类的行为有规律。 要不然，我们不会有社会科学这回事。 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后者与自然科学相同。 自然科学的公理一般是以真有其物为起点，然后推断行为或现象。 经济学的公理一般是空中楼阁，本身无从观察。 自然淘汰是伟大的思想，源自斯密，发扬于达尔文，以天才之笔引进现代经济学是阿尔钦。 我是阿尔钦的入室弟子，寻寻觅觅五十年，终于明白：自然淘汰的思维，用于经济学，不仅是竞争下的适者生存可以挽救一个非真实的公理，远为重要是经济学的公理或定义的细节调校与补充，引进自然淘汰会有令人惊喜的好去处。
同样是公理性的科学，自然淘汰的思维，用于自然科学要从公理含意着的微小现象的变化入手，但用于经济学则要倒转过来，以人类行为的规律细节把公理或定义作修改或补充，是对还是错，最终的衡量是问这些公理约束着的人类的行为能否经得起自然淘汰的蹂躏。 从哲学逻辑的角度看，二者的解释或推断能力一样。
从科学解释的真谛衡量，我们不可以把事实或现象歪曲来挽救理论的失灵，虽然好些不学无术的经济学者这样做。 但我们可以把理论调校来迎合行为或现象的变化。 为了避免特殊理论（ad hoc theorizing）的丛生，这调校要从有公理性的概念或定律入手，但要基于行为或现象细节的观察，因为这些公理或定律的成立需要通过自然淘汰那一关。 世界多么有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