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宏观分析的失误

[副章题:皇帝的新衣还要穿多久?]

尽管我不同意,经济学有微观与宏观之分。 微观是指价格理论,别无其他。 传统上,价格理论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其广阔度通常止于市场。 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不是指国家或人口的广阔度,而是着重于传统微观分析少注意的项目,例如国民收入、政府债务、调控政策、失业话题等。 有些题材,例如国际贸易,是微、宏二观皆涉及的。

二百多年前起自斯密的传统,资源使用属微观,收入分配属宏观,但他没有用上这些术语。 凯恩斯重视失业与经济不景,宏观的范畴改变了。 货币问题与商业周期的分析一般落在宏观的范围。 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今天搞得不称意的,属微观。 如果我们不管不称意的一面,回复到六十年代的看法,这门「新」学问了不起。 当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从局限转变的角度看世事——我是这样看——其分析牵涉到的局限变化远超传统的微观与宏观分析,原则上这发展可以圆满地处理这二「观」有所不逮的话题。 可惜当年持有这看法的行内朋友不多,而后来还坚持下去的只有几个。 博弈理论与无从观察的行为术语引进得太多,坏了大事。

我自己坚持的路向是清楚明确的,可惜不易走:真实世界的局限要调查得深入。 范畴也清楚: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把所有的局限转变阐释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把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安排处理为合约安排。 这样,无论宏观、微观、货币观、政治法律观等话题皆可通过这范畴作分析。 局限转变是真实世界的事,要有充分的掌握;需求定律要运用得老到。 因为局限转变可以翻为价格或代价转变,这范畴属价格理论。 不容易,局限转变的掌握往往是艰巨工程。 可幸操作熟习了会容易一点。 世事重复,经验可教,有解释力的经济学要讲年岁。

历来不用传统的宏观分析,但回顾以往三十年,自己写下的「宏观」推断可真不少;也有好些没有写下来,只是对朋友说了。 比他家的推断较为准确吗?读者可自行判断。 我不走传统宏观分析的路,因为我认为这分析有严重的失误。

凯恩斯——尤其是凯恩斯学派——对世事的解释力弱不是我首先提出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少学者注意到。 当时他们要发展「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是大话题。 没有大成,可能因为「微观基础」掌握不足。 局限的转变坐在办公室内不容易猜中;需求定律不是简单的学问——读者可参阅拙作《科学说需求》的神州增订版。

让我分点说说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不足处吧。 是当年的「宏观」,我没有跟进后来的发展。 认识几位新宏观的主将,但没有跟进他们的学问。 比我知得多的同学要看看本文提出的「宏观」失误是否还存在。

第一节:储蓄与投资不是两回事

凯恩斯及其学派把储蓄与投资看作两回事:前者是漏失(leakage),使消费减弱因而导致不景及失业;后者是注入(injection),因而增加经济活力。 该理论说,一个经济的意图储蓄量与意图投资量在边际上相等是均衡点。 这分析说,虽然可以观察到的储蓄与投资难分,但意图的可不一样,后者只能在均衡点上相等。

跟凯恩斯同期的费雪,在他的经典《利息理论》中,含意着的是储蓄与投资永远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不分什么意图什么不意图。 他没有言明,是我反复重读得到的结论。 费前辈之见:收入消费后余下来的是储蓄;今天不消费改作明天才消费是投资。 换言之,费雪的储蓄是今天看收入不消费余下来的,投资是今天余下来的用作明天的消费。 二者是同一回事,只是时间的角度不同。 因为投资一定要让时间走一程,利息于是出现。 利息一方面是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是提前消费之价。

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少朋友认为深。 当时我接受了费雪,加上自己的阐释,认为浅。 弗老问:一位仁兄花巨资购买了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是消费呢,是储蓄呢,还是投资?我的答案三者皆是,只是消费那部分通常不大。 油画挂在墙上,每次观看或让亲友欣赏是消费。 原则上该画作可以租回来,付出的租金是消费。 不租,自己买下来,挂在墙上,每天放弃了的租金收入,或放弃了的利息,是消费。 余下来的画价所值既是储蓄,也是投资。 储蓄与投资皆可赚可蚀,该画价的上升是投资或储蓄的回报。 当然有机会亏蚀,但收藏艺术作品的人一律希望其价上升,或希望在通胀下保值,消费只是放弃了的利息。 拥有该画作的物权带来的满足感有其所值吗?当然有,但任何储蓄或投资或多或少会带来类同的满足感。 我认识一些朋友喜欢天天在家中算身家,或数着自己拥有的钞票为乐。 这些行为也算是消费。

把钱存放在银行是储蓄,但也是投资,有利息的回报。 银行一定要转贷出去给其他消费者或投资者才可以不亏蚀。 银行不付息或负利率的情况出现过,但那是起于货币政策有所失误。 把钱藏在家里,放在床下底,不用,称作贮藏(hoarding)。 这是最接近凯恩斯学派的「漏失」概念。 同样,我的母亲二战逃难时携带着一些黄金,不到危难之际不用。 这样的行为是购买安全或购买保障,像上文的购买油画的仁兄那样,利率的放弃属购买保障的消费,贮而不用的属储蓄,也是投资。

四十多年前弗里德曼告诉我,不少人奇怪地在家中贮藏着很多钞票。 这种行为,如果只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我会说贪污是原因。 弗老当年说的是美国,那是四十多年前,不知今天这样的行为是否还普及。 我不怀疑有些人不相信银行,有些人数钞票为乐,但更可能的解释是四十多年前有钞票在手使用时最方便。

我认为凯恩斯及其学派把储蓄与投资作为两回事看,主要因为不同的投资对就业与物品产出往往有着很不相同的效果。 购买土地是投资(也是储蓄),但如果购入土地的人不动土,只是持着土地等将来,对就业半点贡献也没有。 很多投资(储蓄)事项对就业与产出的贡献不大,这些贡献的大、小分歧项项不同,可以有很大的变化,说之不尽。

引起混淆的关键似乎是:当经济不景,或前景不明朗,或有战乱的恐惧,很多人会避去投资于产出或增加就业的项目。 他们会偏于转向不事产出物品的投资,因而减少工人就业的机会。 自卫的行为可能被凯恩斯学派视作储蓄的意图增加,投资的意图减少。 这看法不对,因为只是改变了投资(储蓄)的性质。 另一方面,说「自卫」的行为会导致消费下降却没有错。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前景不对头时较多的投资者会采取自卫行为,因而增加失业的看法是不大正确的。 正确的看法,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投资于物品产出不容易脱身而拿回自己的投资。 转向较为容易脱身回本的项目,对就业与国民收入皆不利。 这可不是因为投资的意图下降了或储蓄的意图上升了。

我认为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受到上述的误导而得到储蓄与投资不同的谬误。 然而,当我说一个经济的前景大势甚佳时,人民会转向增加就业产出的投资,却不是一个有一般性的规律。 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势很不错,收藏品之价急升。 是的,十年以来,在北京的拍卖行拍出的古书画之价不少上升了逾百倍!这种收藏行为是物品产出为零的投资,举国的人一律这样做是会一起饿死的。

如果本文解释的是对——意图储蓄量与意图投资量相等的均衡观点是错——整个宏观分析的理论架构会塌下来。 我认为该均衡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不知还要穿多久?

(宏观失误之一,未完待续)

第二节:曲线交叉自欺欺人

前文说了宏观分析的一个基础失误,指出储蓄与投资——不管意图不意图——是同一回事。 只这一点,传统的宏观分析难以挽救。 还有其他严重失误。 自欺欺人的玩意不限于宏观分析,只是宏观比微观远为普及。 让我拿出刀来剖析吧。

[副标题:曲线交叉说均衡的失误]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学去,是乡巴佬出城。 芝大当时名满天下,是经济学的少林寺。 战战兢兢,我把自己作为学生看。 两个月后,听到那里有一位明星学生讲述他的博士论文,好奇地去聆听。

小室坐着三、四十人,讲题是分析某国的汇率波动,说到重点,讲者意气风发,说大幅的波动很快就找到均衡点,平静下来。 我听得一头雾水,高声问:「经济学的均衡是个概念,不是事实,真实世界没有经济学说的『均衡』这回事。 到市场去大家见到市价有时多变有时少变,哪个现象算是均衡只有天晓得。 我天天望出窗外,永远看不出外间的经济是均衡还是不均衡。 你凭什么可以看得出呢?」

室内一时鸦雀无声,听众你看我,我看你。 过了一阵,在座的经济数学大师 Hirofumi Uzawa 说:「你说的对!经济学的均衡是数学方程式的事,我从来没有说过以数学算出来的均衡是描述真实世界的。 你们不要被数学误导。」Uzawa是日本人,当时行内举他为数学经济的第一把手。 两年后他回到日本去。 他说的几句话使我对自己的思想增加了信心。 Hiro兄还健在,这里谨向他致意。

经济学的均衡(equilibrium)与不均衡(disequilibrium)是从物理学借过来的。 近于灾难性的误导,因为在物理学这术语是描述物体的动态,是事实,但经济学的均衡却是空中楼阁,是概念,真实世界不存在。 经济理论中的曲线一般描述人的「意图」,不是事实,没有经济学者的想象这些曲线不会存在。 今天流行的经济泡沫之说,是从「不稳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概念变化出来,无从观察,也非事实。 不是说股市不会暴跌,但我们无从判断那是不稳定均衡引发出来的泡沫。 物理学家牛顿曾经在有名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股市输身家。 他说:「我可以算出宇宙物体的运行,但算不出人类发神经。」股市暴跌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经济学的均衡或不均衡是无从观察的。

科斯当年也意识到均衡与不均衡带来的谬误。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的途中,他向我提出经济学要取消「均衡」这个概念。 我当时的回应,是这概念在经济学那么普及,取消不易,但我们可以另作阐释挽救。 我说「均衡」可以阐释为有足够的局限界定因而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假说,而「不均衡」是指局限界定不足,验证的假说推不出来。 科斯当时对我这个「新」的「均衡」阐释很满意,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 是说笑吧。 无论我怎样修改,马氏的巨著是经济学二百年一见的贡献。

其实我的均衡观点不是那么新。 早几年,写论文《佃农理论》时,每一步我尝试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发觉推不出验证假说一般是因为局限的指定不足,而凡是有了足够的局限指定,皆合乎经济学说的均衡。 达到均衡的理论不一定可以验证,还需要的是验证的变量真有其物,但不均衡的理论一定是无从验证的。 当时跟老师阿尔钦研讨了几次,他同意我的看法。

可以被验证的假说是指有机会被事实推翻。 我们是求被事实推翻但希望不会被推翻。 也是在写《佃农理论》时,我发觉马歇尔提出的佃农均衡可以验证,但他的曲线交叉图表是有着一个应该消散却没有消散的「租值」(见《佃农理论》四十三页)。 这使我后来想到一个用途极为重要的观点:凡是有应该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逻辑上一定错。 这种错误分析在经济学上屡见不鲜,我的发现一般化后成为一项「绝技」,可以很快地判断理论的经济内容: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对,但有则一定错。 这方面,我再花几年时间的思考所获,是一九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 巴泽尔把该文捧到天上去,可惜很不易读。

看不到则验不着。 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中最大的一个麻烦,是「意图」之物看不到,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我们要怎样处理才能把抽象的均衡带到不抽象的验证呢?拙作《经济解释》有足够的示范吧。

可能是马歇尔惹来的祸。 这位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提出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二线相交的剪刀均衡理论,可没有指出这二线的剪刀交叉只是竞争的后果,不是解释行为的理由。 在《科学说需求》中我写道:

「百多年来,经济学者往往误解了物品市价的厘定。 市价的厘定,绝对不是因为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应曲线相交。 正相反,这市场二线相交,是因为数之不尽的需求者与供应者各自为战,那一大群自私自利的人,不约而同地争取自己的边际用值与市价相等,从而促成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应曲线相交之价。」

这是严重的指责了。 想想吧: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皆意图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这二线相交的均衡点是空中楼阁,真实世界也不存在;价格有管制而出现的「剩余」或「短缺」更无稽,不仅观察不到,简直不知所谓。 我在《科学说需求》中对「短缺」有如下的评述:

「价格被管制在市价之下,莫名其妙的『短缺』出现,不均衡,世界大乱矣!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对任何物品的竞争,必定要解决。 说『不均衡』,是说没有解决的办法。 『不均衡』的意思,是指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 什么『压力』云云,不可以压出一些假说来……『短缺』是因为经济学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产生的。」

这就是麻烦:整个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相交的均衡分析,在真实世界可以观察到的只是价格及其变动,其他皆属子虚乌有。 至于「量」,我们见到的只是产量及成交量,意图的需求量与供应量是经济学者的想象,不是实物。 然而,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理论」来解释复杂无比的可以观察到的世事,成功的机会不可能只基于一些曲线的交叉。 深入的曲线之内的阐释,概念的正确掌握,局限变化的慎重调查,等等,皆不可或缺。 很不幸,宏观经济的分析一般漠视了这些应有的步骤,以曲线及方程式掩盖着我们看不到的局限变化与内容。

没有疑问,宏观分析的起点——意图储蓄曲线与意图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是从马歇尔的需求与供应曲线的剪刀交叉的均衡处理搬过来的。 这不仅有着上文提到的马氏分析的不幸,更为头痛是我上期指出的:储蓄与投资,不管意图不意图,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看法不同。 把储蓄与投资看作两回事是严重失误,无从挽救。

同样不幸是John Hicks与Alvin Hansen把这胡涂的分析基础带到近于名垂千古的IS-LM的均衡分析去。 这分析一九六三年我考博士试时背得出来,今天内地的同学说他们还在背。 自欺欺人怎可以欺那么久的?想来是因为Hicks与Hansen是大名家,穿起皇帝的新衣有其说服力。

IS是一条意图投资与意图储蓄永远相等的曲线,即是二者在利率变动时永远达到均衡。 在该线上是无数的投资等于储蓄的交叉,内地称为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LM是一条货币的需求与供应永远均衡的曲线,利率变动该线上也是无数交叉。 内地称为货币市场均衡曲线。 IS与LM二线相交,来一个大交叉,称一般均衡(这与Walras的一般均衡不同)。

因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IS曲线当然不能成立。 LM呢?货币何物与币量应该怎样算到今天还争议不休,而我在《货币战略论》一书内指出的几种不同的货币制度,LM说的不知是哪一种。 更为头痛是如果利率受到管制——今天某程度这管制近于无处无之——像马歇尔的曲线相交无从处理价格管制那样,IS-LM的交代也是空空如也。 马歇尔的「不均衡」困境我在《价格管制理论》一文中解决了。 那是教怎样选取需要补加的局限条件。 这补加使不均衡变作均衡,足以推出验证假说,因而可救。 然而,IS-LM的不均衡,逻辑上是不可能解决的。 不均衡无从处理,均衡没有意思。 是败局,无可救药!

经济学者就是喜欢以曲线交叉来解释世事。 曲线画得出,方程式就写得出,可以巧妙,也可以美观。 然而,解释世事需要的,是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含意,也即是说要推出有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假说。 这方面,宏观分析的「短缺」令人尴尬。 从事宏观分析的众君子就是喜欢把一些在真实世界不存在的意图曲线移来移去,这里一个交叉那里一个交叉,务求移到跟可以观察到的几个变量——例如利率、通胀率、失业率、国际贸易差额、国民收入增长、财政数据、货币量等——大致吻合,就算是解释了。

是事后孔明的「砌」作吧。 九十年代中期,一位我认识的名家到香港大学讲话。 他用的是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又是真实世界无从观察之物),解释当时美国的宏观经济。 他把多条曲线移来移去,叉来叉去,提供的数据支持着他的结论。 重点是基于美元在国际上强劲。 他写文章时美元是强劲的,但到港大讲该文时美元转弱了三个月,不在他分析的数据的期间内。 多加三个月他的整篇文章溃不成军!我指出,他无以为应。

(宏观失误之二,未完待续)

第三节:漠视局限推断失灵

我喜欢独自思考,思想上喜欢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有时想到的跟前人有别,我会拿出刀来挥斩几下。 这些日子,为了对炎黄子孙的一点关心,事不关己有时也拿出刀来。

宏观经济的分析历来是事不关己的。 作学生时替一位宏观教授改试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难赚,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谈,我不懂,争议太多不是赚卷费之道。 跟着选修布鲁纳(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观经济学。 布鲁纳是我认识的逻辑最严谨的经济学者。 整个学期他只教一本刚出版的「宏观」名著开头的二十多页,批评得同学们天旋地转。 我从布鲁纳学得的不是宏观经济,而是推理严谨的苛求。 后来的博士试我无端端地考个第一。 传为佳话的是作为其中一个考官的阿尔钦,竟然看出我的宏观方程式比变数多了一条!我在数学上的惊人「天赋」是从那时开始知名行内的(一笑)。

这系列提出的对宏观经济学的批评,跟我作学生时老师教的没有多大关系。 我是基于离开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寻寻觅觅,对均衡概念、租值消散、体制组织、交易费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体会,然后回头看自己当年所学的内容,认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 四十多年来,找真实世界的例子作解释及验证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见的基础。 虽云一士谔谔,但心领神会,自觉舒畅,有点稼轩说的「恨古人不见」之感。

这些年不少同学要求我写一本关于宏观经济学的书,用以填补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他们认为后者是「微观」。 我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有微、宏二观之分,重点是能否解释世事。 我也认为复杂的理论不管用,局限转变的调查是关键所在。 局限可以简化,也需要简化,但不可以简化得与真实世界脱了节。 凡是牵涉到局限转变的分析必定要从个人的选择出发,所以一律是价格理论的范畴。 这就带到我要谈的宏观失误的第三点了。

[副标题:漠视局限失误必然]

我要举出三个我自己尝试过的、从局限转变的基础来推断「宏观」现象的例子。 这类「宏观」性的推断的局限指定通常比市场现象需要指定的来得复杂。

例子一。 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所谓资本主义)的路,条件是我观察到的、刚刚开始出现的局限转变会继续下去。 那是我写过的最详尽的关于交易费用局限转变的文章,以理论分析这转变的第三节长达二十一页(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六二九至六五○页)。 简言之,我把广泛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制度运作的费用与改革制度的费用。 看清楚了这两项费用的相对转变大势,我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 这是比一般的宏观现象更为「宏观」的了。

当年文稿寄给朋友,反对这推断的无数:舒尔兹来信谴责,说经济学不能作这种推断;贝克尔直说我错;弗里德曼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 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断,可没有说我的理论对。 因为反对的朋友太多,该文延迟了一年才发表。 鼓励我发表的是巴泽尔:他不同意我的推断,说是妙想天开,但他认为那写理论的第三节是天才之笔,半点瑕疵也看不到,不发表可惜。 这理论今天还没有受到重视,反映着行内的朋友一般对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的分析没有兴趣。

这例子可教同学的是:经济学的推断或推测永远是假说,要指定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就是验证条件了。 一定要可以观察到,而又要假设这转变会继续,不会一下子倒转过来。 指定了的局限转变,若再变要作别论。 我当时认为中国面对的交易费用转变的走势是相当稳定的,但不是说没有机会再变。 科学上的推断要基于验证条件的稳定性。

例子二。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该年十二月在瑞典与弗里德曼相聚,我对他说地球将会有超过二十亿的穷人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如果先进之邦不改革他们的经济结构——例如福利制度、工会权力、劳工规例等不利于国际竞争的约束——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今天回顾,这推断没有错,但不算推得精确。 当时困扰着我的是先进之邦有乐观的一面:国际廉价劳力的供应急升,可以赚大钱的,理论上是有资产与有知识的人,所以原则上先进之邦是有大利可图的。 是的,原则上,就是先进之邦的穷人也会因为穷国的兴起及参与国际竞争而获利。

这里牵涉到的又是交易费用的问题。 有多种交易费用可以严重地妨碍先进之邦在地球一体化的大转变中获得他们应得的甜头,而这些交易费用的结构显然非常复杂。 尤其是那极为重要的讯息费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调查与衡量总要花上几年工夫。 我没有作这调查,但深信,如果当时全面地考虑重要而又有关的交易费用,我会对今天的国际情况推断得大为可观。

同学们想想吧。 中国开放改革后约十年苏联解体,带动了东欧、印度、越南等地区抢着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的贫困人口史无先例地暴升,代表着一项极为重要的局限转变。 这转变明确而肯定,一九九一年看走回头的可能是零。 是那么重要的一项局限转变,摆在眼前,是很大的一个人类前途的约束,也是宏得无可再宏的宏观。 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断二十年后的国际形势将会怎样,研究上我们还要经过千山万水,还有很多局限约束——尤其是交易费用的约束——需要考查,就是马虎地猜测一下也不容易。 令人尴尬的是:国际竞争的廉价劳力暴升,明确而重要,先进之邦的经济大师们怎可以视若无睹呢?

这例子可教同学的是:不愿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局限,或猜测错了,不能说经济理论没有用场,只是使用时成本太高罢了。 宏观分析的困难,不仅比较微妙的交易费用的转变没有顾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劳力局限转变,这门学问也懒得管。

例子三。 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断香港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不景,说明与九七回归无关,理由是看清楚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相对工资的结构局限转变,肯定的。 当时,一方面我看到内地青年的知识增长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象的快很多,那里的优质学生开始明显地比香港的优质学生胜了一筹,但工资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 另一方面,因为香港公务员的工资高,难以大幅下调,因而增加了市场的其他工资下调的顽固性。 跟着是香港的综援福利急升,我推断香港历来徘徊于百分之二左右的失业率会上升至百分之八(后来最高达百分之八点六)。

香港不景的推断只应验了约八年,没有十多年,因为二○○四年内地推出自由行,跟着是放宽内地人到香港投资。 今天内地与香港的优质青年的工资分歧收窄到大约一与三之比,香港的难关其实未过。

这例子教的,是预测不到的局限转变(例如自由行与内资进港),会影响推断的准确性,时间快慢的推断因而是大麻烦。 推断十年以上的不景,准了约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内地不大手帮一把,十年会是太短了。 原则上内地协助香港对自己有利,早就应该这样做。 然而,外汇外流的恐惧是故老相传的成见,这种局限的变动不是无从推断,而是牵涉到远为复杂的交易(政治)费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说香港今天难关未过,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可能发展。 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资——目前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广泛地影响着最低层的工资水平,那么一旦内地取消进口税,或把深圳改为自由港,我的推断是香港的经济会出现一个难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会倒转过来,香港的商店租金会跌得头破血流,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写下去。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内地撤销进口关税也是早就应该做的。 说足以为大祸的最低工资不需要很高,因为只要下头的工资被「托」住,上头的有需要时难以下调!

多年以来,类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断,属「宏观」的,我作过多次。 一位朋友说他算过,二十六次全中。 其实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为跟着而来的局限转变我事前没有算进去。 那些是想三几天就动笔的专栏推断文章,没有像三十年前我想了近两年才动笔推断中国会走的路那么慎重。 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门外汉,通常是经济考查的大难题。 例如二○○七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会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脚乱。 我怎会意料不到呢?因为在我熟知的地区竞争制度下,价格管制难以推出:对地区的竞争不利,地区政府会一致反对。 工资管制也是价格管制。 我料不到新劳动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征求地区政府的意见,因为北京上头历来有这样的咨询。 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头说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失误,本文要指出的重点,是这分析牵涉到的局限转变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价、工资、利率、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等。 不是说这些局限变量不重要,而是宏观分析历来不深入地调查这些变化的底因局限。 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费用(应该广泛地看为社会或制度费用)的考查上,传统的宏观分析历来交白卷。 解释世事,交易费用的重要性毋庸细说。 然而,当我们能成功地把交易费用局限的转变翻为价格或代价转变时,用上的选择理论(theory of choice)永远是价格理论(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微观」。

没有谁不同意,宏观分析也是以个人在局限下作选择为基础,然后加起来而「宏」之。 问题是如果个人选择的局限指定不足够——尤其是漠视了交易费用——加起来的「宏观」对现象的解释力令人尴尬。 我有这样的意识:传统的微观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传统的宏观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么!正面而又明确地引进交易费用,微、宏二观的分别不会存在。 原则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走这「正面而又明确」的路,但走歪了,歪得离奇,无从验证的博弈游戏与不知何物的术语把整个本来是有希望的发展破坏了。

(宏观失误之三,未完待续)

第四节:失业要从公司看

失业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题,绝对是。 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的。 失业人多是大麻烦,因为会导致社会不安定。 什么是失业不容易下定义: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贱,或愿意接受低工资,不可能找不到工作。 何谓失业今天经济学行内还有争议,还有些有分量的学者认为没有失业这回事。 这定义上的困难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解释过了。 不能否认的,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失业率的统计,公布的数字大致上是跟经济增长反方向走。 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业统计方法,其衡量跟经济学者的意识往往有出入。

我接受的失业定义,是一个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 这个人可以在街头做小贩,是就业,但他见到一些本领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 尝试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业的定义,但骑牛搵马不算,政府的统计也不会算。 一个人打工,被解雇了,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继续找,是失业,多半会被政府的统计算进去。 原则上这样的失业是不会持久的。 人总要吃才能活下去。 可转作街头小贩不论,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够低的工资,总会找到工作,但因为我在《制度的选择》提到的种种原因,这个人不愿意接受,因而失业。 这就带到我要批评宏观经济分析的第四点。

[副标题:没有公司组织,失业不会出现]

人类在地球存在了逾万年,有可观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话题,只不过是一百年来的事。 中国是个古文化,人口数量历来冠天下,但失业成为话题只是最近二十年才听到。 要不是未富先骄,两年多前从西方引进新劳动法,在此之前中国的失业率最高约百分之四(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不论)。 这数字,西方的先进之邦不会认为是需要关心的失业情况。

在一个以家庭为产出单位的国度,物品的产出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艺品,士、农、工、商皆有所业,失业是不存在的。 其实家庭也是一种公司组织,只是少有甚至没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资合约这种安排。 下文可见,没有工资合约是不会有失业的。 讲深一层,失业的出现不是因为有工资合约,而是因这些合约中比较普及的,是以时间算工资。

十八世纪初期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工厂(factory)开始出现,逐步普及,替代了销售商判给家庭产出为主的putting out制度。 跟着的「工业革命」有好几种阐释,最重要是雇用员工的大工厂变得时尚。 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纺织机有了两大发明,此机庞大,成本不轻,但操作快。 这样的机械是不宜用于家庭的。 其二是分工合作的个人专业产出,可使整体的产量暴升。 一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产量上升多倍。 这现象启发了斯密,他以造针工厂的实例起笔,写成了刻划时代的《国富论》。 那是一七七六年。

一九三七年,年轻的科斯发表《公司的本质》——工厂属公司组织——提出公司是市场的替代之说。 他说因为有交易费用,好些产出活动没有市价指引,应该产出什么及怎样产出于是不能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公司之内的产出活动是由有形之手指导及监管的。 那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文章。

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公司替代市场之说不对,正确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 该文以实地调查香港工业的件工合约为出发点。 工厂工人的薪酬以个人产出的件数算,每件之价可以看为市价,而如果整间工厂公司的所有产出活动皆以件数算工资,老板只是中间人,「公司」与「市场」明显地是同一回事。 我再指出,真实世界的产出运作,是不同机构之间互相外判,互相连接,产出合约的网络可以广阔地串连着整个经济,所以除了财政、债务有清楚的个别界定,我们无从把不同的「公司」的产出活动个别划分。 这观点就是后来行内出现的「公司无界说」的根源,我没有跟进。 然而,拙作含意着的一个要点,是市场就是市场,其中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但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 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架构,牵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广泛,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及,有机会大修时会更为详尽地处理。

回头说失业,上文提到的「公司无界」与「市场一也」,皆与失业有关连,但复杂,要用一本书处理。 简言之,从公司合约的角度看,说一个可以工作的人失业,是说他一时间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公司伙伴合约。 这可以是大麻烦,因为上文提及的、参与「公司」的分工合作,个人的收入往往远高于个人独自产出的收入。 如果一个经济没有失业,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达到了一个均衡点,个人的独自为战(例如做街头小贩)的收入会跟同样本领的人参与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 但如果失业率上升,参与独自产出的人口增加,他们的人均收入会下降(以街头小贩为例,其数目上升小贩的收入会下降得快)。 这会导致独自产出的收入低于参与公司的收入,市场的运作早晚会把参与公司的收入拉下去。 这里的含意是,失业率愈高,再增加失业的一个百分点对社会的损害愈大。

现在让我们转到公司的合约本质对失业的影响吧。 件工合约是不容易甚至不会出现失业的。 从最简单了当的件工看,那只不过是产品市场通过老板作为中间人。 经济不景,产品之价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着下降,无怨可言,等经济回升吧。 我当年调查所得,一家工厂收到的订单下降,或买家要求制造新产品,老板上头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价。 怎会有失业呢?工人知道订单不足,或件价下降,不转工就要认命,要等待经济的好转。

以奖金、佣金或分红等作为工资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合约也不容易出现失业,因为这些有自动调整工资的弹性。 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红合约最普及的国家,公司员工分红之巨,每年是国际新闻。 当日本的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下降时,失业率不变,只是公司员工的分红跌得厉害。 过了十年八载那里的分红跌至近于零,不知今天怎样了。

无可置疑,失业的大量出现,以时间算工资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难。 我曾经指出,过于琐碎的工作,或产品件件不同,或质量的要求高于行内的竞争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确地分开个别的贡献,等等,件工合约会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过高而不能采用。 量度时间的费用低,时间是长是短不会有争议,于是相当普及地被采用了。 问题是,雇用员工的老板是为了赚钱,不是寻花问柳,员工出售给他的时间本身没有价值。 老板要的是员工的时间可以产出什么。 换言之,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之量,即是说产量的多少被委托于时间的量度算价,而此价就是时间工资了。

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出一个重要的「履行定律」。 这定律说,凡是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低;没有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高。 这是说,以时间算工资,老板不用担心员工不履行上班的时间,但工作的产出为何则不能不监管了。 这监管无可避免地带来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形象,剥削工人之说不胫而走。 如果天下所有劳工合约皆以件工算工资,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余价值」。

再回头说失业,为什么以时间算工资的合约那么容易导致失业呢?答案是这种合约不直接量度员工的产出贡献。 被量度而算工资的时间只是产出贡献的委托之量,不是贡献的本身。 经济不景,或一间公司的生意失利,老板要减时间工资,不容易说服员工他们的产出贡献所值是下降了。 尤其是,同样时间工资的员工的本领性质各各不同,工资相同不一定代表着判断失误,但一旦经济或市场的情况不利,员工之间的不同性质的本领的市值可能改变了。 老板要怎样处理才对呢?讯息费用存在,把时间工资一律下调,或这里减那里加,不容易有说服力。 余下来的办法是选择性地解雇一部分员工。

更麻烦的是,因为以时间算工资不是直接量度公司里每个员工的产出贡献,他们的时间究竟值多少钱一般是有着可以争议的空间。 这空间的存在鼓励利益团体或分子混水摸鱼,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资,或推出劳动法例,或组织工会,或要求集体协商工资,或以罢工的行为作谈判工具。

我曾经几次解释过,一间有名牌宝号的公司,作了可观的设备投资,或在研发上有成,又或者经营运作有过人之处——这样的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不是工资提升十多个百分点就关门大吉的。 这种公司或机构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 增加租值所有公司皆梦寐以求。 如果公司发行股票上市,长远一点看,其股价的升降必定反映这公司的租值升降。 然而,因为时间工资只是一个委托之量的价,此价也,可以争议,得到上述的利益团体的协助,公司的租值可以被蚕食。 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曾经是地球上最成功最庞大的制造工厂,曾经拥有的巨大租值被蚕食至零!

以件工合约算工资是不容易蚕食租值的——原则上不可能。 这是因为件工之价是明显的产品市价,左右这个价是明显的物格管制,市场的消费者看得清楚,容易反对,利益团体不容易混水摸鱼。 事实上,工会反对件工合约由来已久,何况这种合约与过高的以时间算的最低工资有冲突。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在工会的大力反对下,政府以法例禁止件工合约!

福利经济也会明显地增加失业人数的。 不工作可以有政府的援助,工作则没有,怎会不鼓励「失业」呢。 英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失业率高企,七十年代一篇研究详尽的文章指出那里的福利急升是关键。 回归中国前的香港,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二左右,后来政府综援急升,失业率上升了不止一倍。

上述的失业解释,尤其是以公司合约的分析作解释,有明确的事实支持。 两个有震撼性的例子重要。 其一是九十年代的中国。 那时中国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急速地下降至百分之三强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的产品质量急升,通缩率会高于百分之十。 楼房之价跌了四分之三。 这样急剧地从高通胀转为高通缩,传统的宏观分析说失业率一定飙升。 但中国没有。 增长率保八(今天回顾是低估了),失业率的提升不到一个百分点(也应该没有算国企下岗工人)。 究其因,是中国当时的最低工资若有若无,而更重要是政府不左右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 如果两年多前的新劳动法在九十年代推出,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势。 不能否认当时开始形成的县际竞争制度有助,但两年前大家可见,县际竞争斗不过不容许合约自由的新《劳动合同法》。

第二个有震撼性的例子是不幸的。 两年前西方的金融危机事发,失业率急升,先进之邦怎样花钱救市也减不了他们的失业率。 福利不论,去年七月美国提升最低工资约百分之十是帮倒忙,而更重要的是先进之邦的经济结构是明显地违反了公司合约的自由选择。 左右公司合约的政治结构僵化了,是他们的失业率持久高企的原因。

源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认为失业起于消费需求不足,是肤浅的表面思维,摸不着问题的核心,而该学派主张政府花钱挽救失业,是错上错。 从解释失业的角度衡量,这里提出的公司合约理论胜出八千里路云和月。

(宏观失误之四,未完待续)

第五节:国民收入的谬误

「国民收入账目」(national income account)是宏观经济的第一课。 公认是最沉闷的经济学题材。 当年同学之间没有一个有兴趣,可幸大家知道老师不会在这方面出试题。 国民收入账目是教政府怎样统计几种不同的国民总收入,国际贸易怎样入账,税收及政府财政怎样算,等等。 闷得怕人,当年我无法集中五分钟。

这里要说的是比较有趣的有关话题。 国民收入账目用政府的统计方法,没有多少经济内容,如果我们以经济学的概念来衡量这些统计数字,会发觉不少地方跟经济理论是合不来的。 不幸是「宏观」以这些数字来论经济。

[副标题:收入数字容易误导]

国民收入的统计是为了大概地衡量生活水平。 一国之内,这些统计数字的变动误导成分不高,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是另一回事了。

不久前(二○一○年八月)报道说,中国的总国民收入开始超越日本的,意思是说刚刚超过。 这是以美元算。 以实质总国民收入算,我认为早就超过,而且超过很多。 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三十多倍,好用的土地约二十倍。 以美元算,中国的总国民收入要超越日本十倍恐怕是很久的将来的事,但以实质算超越十倍不应该困难。 日本的物价比中国高出很多,而日圆在国际上奇强,这样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实质收入是高估了。 中国与日本的实质收入差别要怎样调校才对不是浅学问,是我要说的题外话了。

要说的是比较有趣的三点。 其一,我认为日圆在国际上强劲是政治压力使然,早期有外来的压力,后期日本人出外投资者众,保持日圆的强势有助。 国际上有些专家认为日圆持久地有强势是因为技术上政府难以减弱。 这不对。 日本的经济不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二○○一年在旧金山跟弗里德曼谈到日本,他关心,说那里的货币供应量推不上去,日圆过于强劲,是以为难。 我认为一只弱币要增强可能不容易,但强币要转弱则易如反掌。 大手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导致可以接受的百分之五左右的通胀率,日圆的国际汇率会应此增而下跌,何难之有哉?弗老当时指出日本的国会不通过可以大手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 最近(二○一○年九月)日本说要用直接干预的手法来压制日圆的强势,是一种政治言论。 一个国家的国际币值弱,要加强可能要推行外汇管制,或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购回自己的货币。 但货币在国际上有强势是另一回事,要调校转弱是容易的。 一只货币的弱势与强势的调校困难是不对称的。

第二点。 国际上的言论,老是喜欢把国与国之间的国民收入相比。 不是以实质收入算。 通常以美元算。 这种比较源自经济学上的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中译「购买力平价说」)。 此说也,指同样的币值,在不同国家其购买力会相同。 这里牵涉到的一方面是深学问,说来话长,这里不说;另一方面是浅学问,只几句就说完了。 说浅的吧。 浅的有两个看法,读者选哪一个都「对」!第一个看法,是阿尔钦提出的:「购买力平价说」是套套逻辑,永远对,因为不可能错。 这是说,无论国与国之间有没有汇率管制,或关税各各不同,或有多种贸易约束——在这些及其他局限下,物价不同只不过是反映着局限不同,非不「平」也。 扣除这些局限物价会相同,加进局限,物价因而不同,不能说parity不保,所以购买力平价说是套套逻辑,非理论也。 阿师之见当然对。 好比你走进内地的机场喝一杯咖啡,其价比机场外高五倍,局限不同,价因而有别,你可以不喝,何不平之有哉?另一个看法是以一只货币算物价,漠视局限,国际相比,同价但实质的享用不同,或享用相同但物价不同,所以不平也。 这看法当然也对。 怎样也不对的是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因为根本不是「理论」,也没有说明是哪个看法,属无家可归之类。 蒙代尔的弟子(R. Dornbush)曾经大书特书,萨缪尔森大赞特赞。 不知是套套逻辑而试行以之解释世事是令人尴尬的。

第三点也有趣。 为写此文,我挂个电话给一位对日本楼房市价有认识的朋友,得到的二○一○年中期的数据是:日本城市与中国城市的楼房市价,以美元算,大致相同,奇怪地近于完全一样。 不是历来一样,而是二○一○年报道的、中国的总国民收入与日本的打平之际,大家的楼房之价一样。 是以每平方面积算价的。 我们知道在这时期中国的高楼大厦林立,多得惊人,而中国的土地面积比日本的大很多。 这样,以房地产的总值算财富,中国比日本高出很多是没有疑问的,虽然高出多少倍我手头上没有数据——若有数据,为这倍数作大约的估计不困难。 房地产的财富中国比日本高出那么多,总国民收入怎会是刚好打平的?

房地产的市值是任何国家的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日本与中国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财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现所得,而收入是将来的收入,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大家看不到的预期。 无从观察的预期是经济分析的大麻烦,我们只能从看得到的局限转变衡量。 二○一○年,中国内地的住宅租金的每年回报率只约楼房之价的百分之二,非住宅约百分之五,皆低于百分之六以上的银行借贷利率。 这显示着中国的预期收入或通胀或二者的合并会上升。 这预期上升,加上经济稳定,外资涌进中国不难理解,可能是内地楼价政府总是打不死的一个原因。

当然,楼房之价可以暴升暴跌。 这些大幅的波动可能起自牛群直觉的乱闯,也可能起自财富累积的仓库选择有转移。 愿赌服输,历史的经验说这二者对经济为害不大,主要是市场把财富再分配一下。 然而,这暴升暴跌也可能起自政府的政策失误,或像二○○八年美国发生的不幸,金融市场的合约隐瞒着一个大骗局。 源自这后二者的楼房之价暴跌对经济会是为害不小的。

转看美国吧。 二○○三年美国的楼房市价高出中国的不止一倍,但二○一○年可能不及中国的一半。 从楼房之价看财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对出现了大变动。 然而,作这种比较,美国与日本的局限在两方面很不相同。 其一是美国的房地产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财富。 美国的主要财富是知识与科技资产的所值。 论科技知识日本也了不起,中国还是远远地落后了。 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房地产之价大幅下降,代表着的财富下降是上述的不幸的那一类,对他们的国民收入增长有不容易解决的麻烦。 然而,从富裕的比较上,因为美国的知识财富了不起,他们在国际上的优势还会持续。

第二方面,美国不仅地大物博,人口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以地大而言他们的居住环境可能冠于地球。 这样,无论他们的楼房之价怎样下跌,在人均的楼房实质享用上,日本与中国是永远不及美国的。 从国际的局面看,楼房的享用收入一般是在总收入享用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样衡量,以人均的实质收入算,中国要超越美国是遥遥无期了。

「宏观」的国际经济比较难以衡量。 就是假设美国的地价下降到零,含意着楼房之价再下跌,但那重要的人均楼房享用依旧,实质上远超日本及中国的。 问题是国民的财富下降了,那里的市民采用防守策略,对经济的增长不利。

当二○○八年雷曼兄弟事发,金融危机震撼地球,我立刻说美国的资源依旧——房地产与知识资产皆依旧——还是人杰地灵也。 单以资源论前景,这前景没有变。 问题是资源的所值是通过市场来厘定的。 金融市场出现了问题,是人为之祸,原则上可用人为的方法修正,收复失地指日可待。 传统上这种修正属宏观的范畴,但我们看不到这门学问作出了什么贡献。 是宏观经济学的大考,打个零分的教授恐怕不少吧。

最后让我转到《圣经》说的伊甸园的例子。 那里除了禁果不能吃,其他应有尽有,享之无尽。 伊甸园之内没有财富,也没有缺乏,因而没有价,国民收入谈不上。 亚当与夏娃享受着的全部是消费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 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实质收入是价格调整后的收入,在伊甸园不存在,但说到实质享用消费者盈余要算进去。 原则上这盈余是可以量度的,但国民收入一般没有算进。

回头看上文提到的美国房地产的例子,跟中国相比远为容易接近一个伊甸园。 假设他们的地价下降至零,他们的人均楼房享用依旧,虽然他们的财富及国民收入下降了,但因为楼价也下降,消费者盈余的上升足以抵消有余。 如果我们不管这些下降会带来的其他不幸,国民的生计没有下降。 另一方面,纯从房地产看,因为消费者盈余没有算进,加上需求弹性系数的考虑,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国民收入上升可能代表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地球上不同的国家,某程度上各有各的准伊甸园。 以我为例,中国的古文化享之不尽,除了自己的时间其价近于零。 曾经提及,购买及移植成长了的桂花树,中国之价只约美国的五十分之一。 这些是消费者盈余很高的享受。 国国不同,但每国家都有自己的多个准伊甸园。 另一方面,消费者盈余这回事,不同地方的变化可以很大。 这些变化,国民收入或国家财富一般没有算进去。 从经济科学衡量,人与人之间的财富相比没有多大意思,何况国与国之间。 国民收入的相比也如是。 可以考虑及有点用场的是财富或国民收入的转变,但要基于某些其他情况不变,也要考虑弹性系数的左右。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伊甸园。 好比今天早上我研究古文物,下午写书法,晚上做文章——全部自得其乐,而此乐也,皆消费者盈余。 算是富有吗?世俗说不算。 但上苍有知,如果我的多项玩意本领可以转让——不是卖书法,而是写书法的本领可以卖出去——排队轮购的人不少吧。 伊甸园的放弃是多赚钱的代价,要多赚钱,是说这代价在边际上下降了。 人浮于事的现象增加是需求定律决定的。

(宏观失误之五,未完待续。 本来打算这是最后一篇,写两节,但一节太长,要分两篇写。)

第六节:财赤有害吗?

一个国家的政府财政赤字属宏观话题,二○○八年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后成为大话题。 一个国家可以承担得起多大的财政赤字老生常问,传统的答案:政府财赤的上限是政府税收可以支持得起负债的利息。 是浅见。 曾经跟弗里德曼谈及,他提出另一个上限,今天我忘记了。

一般的意识,是财政赤字会把债务推到下一代去。 也是浅见。 几个月前欧洲南部的几个国家,尤其是希腊,频传近于破产。 一时间国际人士纷纷计算几个「危难」之邦的赤字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 风声鹤唳,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劵暴跌,要再发行新债券利率飙升。

中国呢?国家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央上头的财赤不是问题。 但据说地方政府的财赤或欠债加起来高到天上去,朋友问我意见。 无从回应,因为不知实情。 我对政府财赤有另一种看法:政府花钱多少无所谓,问题是社会收益的回报是否足以抵偿花去了的钱而有余,即是要问政府花钱的社会回报率是否高于欠债的利率。 政府花钱或投资要从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衡量。 这些「社会」账目历来不明朗。 就是私营的机构,甚至有严谨审查的上市公司,造假帐时有所闻,何况政府,更何况牵涉到社会成本及社会收益。

[副标题:国家没有资产负债表是困难]

刚想好怎样写此文,杨老弟怀康传来一篇贝克尔(Gary Becker)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打断了思路。 那就让我以评论贝兄的一个要点作为分析政府财赤的起点吧。 贝兄对中国的前景看得不错,但他说的中国与我所知的中国是两回事。 最近他造访神州,说跟很多中国的经济学者、商家、干部倾谈过。 是谁误导了他?

贝克尔对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批评,是国营企业还是林立,效率欠奉,没有私营企业的活力。 他指出现代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靠私营起家,中国的经改到今天虽然大有看头,但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要富有是另一回事。 国民收入的算法我曾力斥其非,但同意富有谈何容易。 另一方面,私产、私营等是经济要发展的唯一出路的观点,显然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思维,今天看是有点僵化了。 早在一九七○年我就说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一九八六年说承包合约可以是私产的替代。 大家知道,先进之邦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公有的,虽然股权属股民或某些机构所有,跟今天中国的上市国企差别不大。 在中国,好些企业的股权全属国有,其运作通常是斩件判出去给私营的。 西方的上市公司要赚钱,中国的国企同样要赚钱。 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术瞒骗可能被诉之于法,中国国企的可能被双规。 今天我还担心的是中国的某些庞大国企的垄断权还被政府维护着。

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神州版写道:「私产与市场对改进人民的生活无疑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加进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与安排来看问题。」事实上,《制度》的整本小书是分析层层承包的串连与佃农分成的安排,不仅是西方学者高举的私产的替代,其运作远比贝兄认为是以私产为主的落后国家的运作来得有效率。

我们不要管是什么名称,科斯和我四十年前就认为私人所有权不重要。 我从中国的经验学到的,是论产权有点空中楼阁,重要的是以合约结构界定权利与带动竞争。 大有效率的合约结构,因为把权利与责任界定得清楚,可以阐释为有私产的本质,但私产不一定能带动中国那种竞争。 北京的朋友不喜欢听到那个「私」字,我们大可不说。 另一方面,贝兄高举的私产或私营,在国家整体的合约结构不善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例子到处都有。 我在《制度》的神州版也说得清楚,中国独有的制度,用在一个人口那么多资源那么贫乏的国家无疑是天才之笔,但人口稀少而又资源丰富的,可以大派福利,不一定用得着。 中国目前令我忧心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制度,而是从贝克尔高举的先进之邦引进的劳动法例、货币政策、社会医疗、福利制度等项目。

国企不要钱吗?去问有关的干部吧。 他们不懂生意之道吗?我没有他们懂那么多。 他们不明白市场吗?我没有见过比中国的地区干部更明白什么事项由市场处理得较好,什么事项政府处理优胜。 他们知道政府拥有土地征用权(power of eminent domain)可以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于是利用此权推出项目,凡是遇到他们认为是私营与市场会办得比较有效率的事项,他们判出去。 手续上先进之邦要十多年才能办到的,他们只用几月。 社会成本或社会效益的界外效应他们有考虑吗?绝对有。 但他们也知道如果项目要亏蚀,奖金与升职免问。 认为不会亏蚀的他们会「社会」一番。 他们会作出错误的投资吗?当然会,私营与市场也会,哪方比较优胜天晓得,但中国的经验是说,让贝兄的思维策划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今天还会是一穷二白。

我对贝克尔及昔日的旧同事没有贬意,只是深信经济学者的天才比不上经济压力逼出来的合约结构制度。 是十三亿穷人需要吃饭的压力。 我自一九六六年起研究合约,很集中,没有中断过,其后从中国经改的第一天起开始跟进,也没有中断过。 然而,抚心自问,我没有本领发明中国制度的合约结构,虽然这里那里有好些地方跟我八十年代建议的有雷同之处。 昔日美国的同事主张的私产制度当然比大锅饭好,但更重要是国家整体的合约结构。 我会在将要大修的《制度的选择》详述。

现在让我转到政府财赤的话题去。 从一家私营公司说起吧。 这家私营机构在会计上有一个「资产负债表」。 此表的一边是资产,asset value是也。 另一边是负债加资产净值,即liability加equity,后者可称capital。 这两边永远相等。 香港中学课程有教,虽然会计学教到最高之处还是那张资产负债表。

让我们假设这家公司诚实,其资产负债表算得精确。 这公司作投资或做生意,有收入,也有负债。 衡量这公司的实力与发展,最可靠是看它的资产净值及其变动。 公司经营得法,有前途,每次重估这净值会增加。 到银行借钱银行职员主要是看这资产净值,考虑打个折扣可以借多少。 借钱是负债。 可以借多少呢?原则上可以借尽地球上所有可借的钱。 只要资产净值上升得精彩,这家公司的收入多少或亏蚀多少也不会倒闭。 原则上,这家公司的负债甚或财政赤字可以高到天上去,因为预期的未来收入会反映在资产净值这项目上。

一个国家也是一间公司,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可靠的资产负债表。 中国的国营企业一般有。 让我举一个足以欣赏的实例:成都的「宽窄巷子」。 这个文化消闲的商业项目全由政府拥有,用注册公司从银行借钱投资五亿人民币,兴建后所有商店租出去私营,今天估值十五亿。 假设原先借下的五亿没有清还过,这家国企今天的资产负债表大概是资产十五亿,负债五亿,资产净值十亿。 从任何角度衡量宽窄巷子是成功的投资,负债大可再增几个亿来作其他投资去。

这个实例教我们很多。 第一,国企投资当然可以亏蚀,但私人企业也可以亏蚀。 今天的中国,责任上国企不比外间的私企差,而我的感受,是比起外间的上市公司,国企干部的职责界定比外间的来得严谨。 第二,国企的干部非常清楚哪些事项他们会做得比市场较有效率,什么应该判出去让市场的私营运作从事。 后者他们是不会染指的。 第三,整个体制的合约组织重要。 界定责任就是界定权利。 只要这界定的合约组织运作得宜,是否私产是不重要的。

让我谈第二类项目:基建如公路、高铁等。 由政府策划及建造,使用者要交费,扣除利息,政府可以有盈余也可以亏蚀。 这里的问题是收费的进帐或多或少外,界外的效应(那所谓社会效益)重要,但不容易算得准。 协助工业发展的利益难以估计之外,公路所及,影响地价上升是利,影响地价下降是损。 这些都要算进基建投资的考虑。 可能因为中国人多,公路等基建项目通常比美国的成功。 美国的公共交通设施,单从直接收费衡量,政府投资十次输足十次。

最后一类政府投资最麻烦。 摆明有社会效应,但政府不收费,或要补贴,于是以抽税的方法处理。 医疗、教育、福利、公安、国防——后者包括战争——属这类。 公安与国防的社会成本及社会利益我没有考究过,但医疗、教育与福利的政府补贴,我知道的通常没有可取的社会效果。 布坎南等学者作过不少研究,结论一律说是灾难。 原因是这些项目由政府处理其成本一律远高于市场处理,而社会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团体容易混水摸鱼。

这就带到本文要作的结论。 政府的财政赤字是指税收(及其他收入)低于支出。 究竟这财赤可以容许多大,答案是原则上可以无限大。 关键是从社会整体看,政府支出的回报是否有盈余。 这盈余的或大或小,甚或负值,难估计。 尤其是,社会的成本与社会收益往往无从直接量度。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上苍之能,可以按时算出准确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社会的收益是否高于社会成本,会反映在该表的资产净值的变动。 房地产总值的变动,人民的知识资产的变动,扣除有关的社会成本,会反映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净值的变动中。 只要这净值有长进,反映着的是国民收入的增长——包括预期的增长——高于有关的社会成本。 这样,政府税收不足,有财赤,发行货币填补是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

政府花钱不是祸,大事花钱也不是祸。 乱花一通——不管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那种——才是。 乱花一通,这一代的财赤会是下一代的悲哀;花得有道,这一代的财赤会让下一代收成也。

(宏观失误之六,完)

附录: 经济学术的拼图游戏

写了四篇《宏观分析的失误》,还没有写完——还有一篇吧——累了,要松弛一下。 这系列文章我写得格外用心,容易累。 正在进行大修《经济解释》的卷二——《供应的行为》——我要加进一章评论宏观分析。 不少同学要求我写一本关于货币的书,更多要求我写一本关于宏观的。 关于货币,我出版了《货币战略论》那本文章结集,算是作了交代。

宏观呢?想不出理由要写一本书。 多年以来,行内朋友认为我的价格理论(微观也)自成一家,但「宏观」我不懂。 知之为知之,不懂为不懂︰我是个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 不久前读萧满章传来的一篇长文,其中提到老师阿尔钦说︰「世界上没有宏观经济学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acroeconomics!)这是强烈的否决,或者阿师认为不需要有。 我不知有无,只是不懂。 四十年前科斯与巴泽尔对我说︰「你不懂的是错了吧,为什么不把你不懂之处写出来呢?」最近的四篇「宏观」是写出来了,因为增加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胸有成竹,直说是错。 话得说回来,我没有跟进四十年来的宏观大师之说,偶尔涉及,认为以「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推出的假说难以验证。 说实话,从事经济解释那么久,我对经济学者发明的、看不见的行为有恐惧感。 另一方面,对那些所谓宏观现象的推断,我比较满意还是价格理论的分析。

不写一本书,以一长章处理宏观失误是适当的。 这长章就是《宏观分析的失误》,分六节,开头四节就是这里前四期发表的,格式上略为修改可成章。 把这章放在哪里呢?思前想后,最理想的地方是放在《供应的行为》的《利息理论》那章之后。 我的利息理论来自费雪,跟着的《宏观》的第一节接得好。 《利息理论》本来是《供应的行为》的第一章,这次大修,打算补加一章题为《市场概论》的作为引言,《利息理论》改为第二章。 第三章是《宏观分析的失误》。 既然说开「宏观」,跟着的第四章也是新的,题为《货币制度与仓库理论》,是简略地分析货币与行内历来认为是深不可测的财富累积(后者称capital accumulation,capital与wealth是同一回事)。 《供应的行为》跟着的格局不变,只是好些地方需要改进、补充。 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是九年前写的,思想当然有变。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有八个不同版本,即是修改了七次。 《经济解释》只修一次,修得比较多无可避免,希望代表着进步。

回头说《宏观失误》开头的《皇帝的新衣还要穿多久?》──解释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刊出后读者哗然。 我看不到传统的宏观分析有拆解之道,不知今后老师们要怎样教才对。 根深蒂固的谬误通常驱之难去,但我解释得用心,例子示范得清楚︰皇帝根本没有新衣!老师说皇帝有新衣,学生举手提出质疑,老师怎还可以教下去呢?

上述四篇文章,我最感称意的是第四篇︰《失业要从公司看》。 解释「失业」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大难题,在此之前没有谁作过圆满的解释。 我这篇其实还不够详尽,加上拙作《制度的选择》的第四章就够了。 解释得圆满,没有漏洞。

凯恩斯学派对失业的解释不成,是影响了我的师友之见。 虽然大家知道福利经济与最低工资对就业不利,但大家也知道好些失业是不能靠这些人为局限解释的。 四十多年前施蒂格勒、阿尔钦等人从讯息费用的角度解释失业。 这角度应该对,但我认为他们摸不准,有套套逻辑的味道。 讯息费用要放进哪里才对呢?这是大麻烦!我把它放进公司,再在公司的合约中放进以时间算工资的合约,放对了,对得非常对。 一子对,整个失业难题变得豁然开朗,得到的多个假说不仅容易验证,支持的事实多得很。 以中文发表比较难以传世,但据说该文被网上客骂得厉害,有助。 真理被骂得愈多,传世的机会愈高,是思想史的规律。

这里要说的,是《失业要从公司看》的所有要点,我早就知道,在其它文章提及过,只是没有加起来看失业。 动笔前我的直觉是加起来看失业可能有惊喜的发现,对萧满章先说了。 胡乱地想了一个星期,远不达结论,只是这里想一下,那里想一下,坐下来对着稿纸再算。 这是我惯用的进攻法门。 这次坐下来,写到半途我就知道执到宝,因为愈写愈清晰。 有多个思想片段,每个片段早就想过,以事实验证过,但加起来会怎样自己事前无从猜测,要坐下来猛攻几个小时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有分解。 这是学术研究的乐趣。

以思想片段加起来而得到有机会传世的文章,我逾古稀之年竟然命中三次!「失业」是第三次。 第二次是修改《科学说需求》时决定补加一章,题为《共用品的经济分析》。 「共用品」也是经济学的大难题,此前没有谁能成功地「破案」。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雄心。 半年前在修改《科学说需求》时,不知怎的认为要多加一章,扩充以前略谈的一节。 早就知道需要补充,但以独立的一章处理,是隆重其事,要增加内容,多想一下。 某天零晨三时,睡不着,走到书桌前坐下,把多年来想到的关于共用品的多个片段写在纸上,每个片段只一两句,加来加去,一下子发觉共用品这个大难题全部解决了!

得来容易的共用品分析明显地有足够的实力传世,可惜这话题虽曾红极一时,跟着行内不了了之,到今天,经济学变得味同嚼蜡,对共用品还有没有兴趣很难说。

文章要传世,合时宜是重要的。 我一九六九出版的《佃农理论》,好些朋友认为如果早出十年会有震憾性,因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红极于五十年代,一九六九已是日暮黄昏。 虽说一个人的思想永远是受到时代的影响,但有创意的合时宜文章难度极高。 先知先觉或后知后觉皆不成。 要讲碰巧,也要讲运情。 奈特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关于产权与社会成本的大文是出得太早了,科斯一九六○年旧调重弹,时间上恰到好处。

上文提到的、上星期在这里发表的关于失业的文章,算是合时宜了。 网上客骂得那么厉害是证据(一笑)。 两年前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极合时宜。 那是我唯一的受到大时代转变的影响而针对大时代下笔的文章,时间无疑命中。 传世要讲运情,该文的运情要看今后中国的发展怎样。 中国的运情好,该文的运情也好。

说到《中国的经济制度》那本小书(或长文),也是由多个思想片段组合而成的。 远不如写共用品或失业那么容易,不是只几天甚或几个小时就能把那些思想片段组合成为一幅完整的图画。 大好的学术文章,尤其是我尝试的那种,是拼图游戏。 一片一片地拼,《共用品》与《失业》花时甚短就拼了出来。 但《制度》一文我拼了好几年,还要频频靠时来运到。 困难所在是清楚的。 中国的制度我早就依稀地看到一幅绝妙的图画,拼出来所需要的思想片段很多。 一九九七年我发现地区之间的竞争激烈,知道是该图画的主要特色。 开始拼图时认为片段太多,要淘汰,但到后来却认为片段不够,要加进。 不可或缺但还没有的片段是些什么呢?要花时间找寻。 单是增值税率全国划一就困扰了我几个月,梦中无端端地想到一九六七年读过的马歇尔的一个脚注,救一救。

同学们要玩我这种思想拼图游戏吗?以经济学而言你要从初学练起。 你要有无数的真实世界的观察,日思夜想,从而得到无数的思想片段。 遇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经济话题,你要先在脑子中依稀地想到一幅图画,然后把自己「珍藏」已久的无数思想片段,选一些可能是有关的拼进去。 熟能生巧,加上时来运到,你有机会拼得很快,而拼出来的完整图画可能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的经济制度西方没有,那里的学者无从问津这个拼图游戏。 但共用品与失业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的大难题,重要的,却没有谁处理得清楚地对。 轮到我拼这两幅难度极高的图画,竟然远比事前的意识来得容易。 究其因,是我在这些难题上断断续续地想了多年,可以拼图的思想片段有足够的累积。

年逾古稀是有着数的。 经济解释要讲经验,要靠思想片段的累积。 经济学术上的拼图游戏,老人家今天还是宝刀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