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十一月三十日在这里征询同学意见，关于交易费用这个复杂话题应否分两卷处理，还是一次写尽，让部分在下一卷重迭。同学们一致选择一次写尽，宁愿再读重迭的。那我就依他们的选择吧。
交易费用的广义是制度费用。为了满足同学的选择，我决定整章从头再写。既然是新章，先在这里分期刊登，看看同学的反应。不是浅学问。投石问路，看看同学有哪些地方不明白，出书之前会再修。）
让我先简略地再说一次经济解释的理论架构。
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或公理。这争取要受到局限（constraint）的约束。约束有多种，可以分类，而类与类之间的划分不容易明确，「过界」的混淆往往存在。这些混淆不难处理，也可以容许。要避免是我们不能因为有混淆而重复了局限的引进。
解释行为，或解释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现象，基本的经济学法门只有一个。那是从局限转变推断行为转变，而二者的联系要用简单的理论。这里的重点是「转变」。局限不变行为不会变，而不变的行为是无从推断或解释的。推断一个人走东或走西，吃饭或睡觉，都是转变，而推断得准等于解释得出。这里要注意，凡是局限或行为的转变皆属「边际」性的，而此「际」也，可大可小。数学微积分说是处理小的。其实从宇宙的变化看，小的可以看为大，大的可以看为小。懂得从（边际）转变的角度看问题，技术就过了最重要的一关。数学功夫与分析技术是两回事，不要弄错。分析技术重要，因为是逻辑推理的本领。这本领不足，数学或可协助，虽然方程式满纸但内容空空如也的经济学文章可真不少。
以局限转变来解释行为或现象，这转变需要可以观察到，可以量度。简化容许，但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有关局限大致吻合。无从观察的局限转变或现象是实证科学之外的话题，涉及的理论只是描述一些听来可信的故事，但无从观察，于是无从验证，是对是错只有天晓得。以博弈、勒索、机会主义等看不到的行为或意图推理可以逻辑井然，是说故事，不是从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解释行为，算不上是实证科学。不可能是。
所有约束人类行为的因素是局限。局限有多种，有两个方法分类，都对。其一是以价格或代价看为一类，而价格或代价的转变一定是相对性的（见《科学说需求》第五章第六节）。这里，推断行为的理论是需求定律。所有其他局限及其转变——例如收入、资源、产权等——属第二类。这第二类的局限转变通常以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公理来处理。从解释行为的角度衡量，这公理因为约束力不足而用场不大。好比经济学课本的等优曲线分析有一条收入扩张曲线（income expansion path），说一个人的收入增加，这个人选取的物品会增加，但哪些会选增加多一点哪些少一点，甚至某些物品的选择会下降了，都是容许的。肯定的约束不多，解释行为就不容易有可以被行为推翻的验证含意。这就带到我要说的：价格或代价之外的其他局限转变，在审查下，或多或少会导致价格或代价的相对性转变。这也是说，价格或代价之外的局限变动不一定带来相对性的变动，但细心审查通常有。只要能推出这后者的转变，需求定律又再用得着了。这是说，不管是哪种局限转变，我们要设法找寻价格或代价的变动，然后把需求定律放在面前。
我说「价格或代价」，因为前者通常是指市场之价。数之不尽的行为是没有通过市场的。友情、声誉等非金钱物品一般没有市场，鲁宾逊的一人世界没有市场，人民公社时代的中国也少论市场。没有市场，需求定律依然可用，但要以代价替代市价或价格。基本上，处理任何局限转变的原则是：设法把这转变翻为代价的转变，然后拿出需求定律。有市场，看市价的变动，需求定律的应用就更为方便了。
第二个把局限分类的方法，我也喜欢用，是有社会与没有社会之分。这是说，有些局限没有社会也存在，而另一些没有社会是不会存在的。社会是指多过一个人的世界。曾经说过，只因为鲁宾逊的世界多了一个人，经济分析的困难上升不止百倍。竞争是局限，产权是局限，市价是局限，政治是局限，合约是局限，风俗、宗教等也是局限，而这些局限在一人世界是不存在的。需求定律在一人世界中，因为可从代价看需求，无疑重要；社会有市场，论市价，需求定律老生常谈。然而，在社会中，市价之外的其他局限复杂，且变幻频频。经济学有系统地发展了二百多年，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还是环绕着需求定律。个人的经验，是只这定律足够。问题是应用这定律的人懂不懂得处理局限的变化。
因为社会的存在而衍生的局限中，最难处理的是交易费用。广义上，这些应该称为制度费用的局限，不是中间人收取的佣金那么简单。读到本章第三节同学可能感到天旋地转了。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衍生出来，自私的利益极大化行为可以导致这些费用的减少或增加。画不出函数曲线。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以博弈理论的方法处理，是在说故事，是对是错无从验证。交易或制度费用不容易处理，但不是无法处理。一九八一年我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是基于我指明当时观察到的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会是稳定的。远为细小的基于交易费用转变的推断我作过多次，都准确，但像任何实证科学的推断一样，要基于指定的局限转变会继续稳定。所有实证科学对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大致上经济学称局限条件）都有这个「稳定」的要求。
没有疑问，以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转变来解释或推断世事，对真实世界要知得多，而在有关的要点上要知得深入。这是实证科学要在实验室多操作的要求。一九九八年我以英文发表的《交易费用的范畴》，其中一句话受到行内的朋友普遍认同。我写道：「交易费用不是一个需要争取终生雇用合约的年轻助理教授应该尝试研究的。」
（制度的费用，之一，未完）
虽然十八世纪的休谟与斯密意识到交易费用的重要，以这些费用作为主题分析迟至一九三七年始见于科斯发表的《公司的本质》。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一词起自该文。该文说，因为市场有交易费用，尤其是厘定市价的费用，公司出现替代市场。是有名的文章，但三十年过去注意的人不多。
六十年代，戴维德、阿尔钦等人认为科斯的公司论调是套套逻辑，反映着新古典学派的不足处。这学派要不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就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高不可攀，而最大的失误是完全漠视，交易费用的存在或不存在这学派不管。马歇尔发明的长线、短线的处理方法是避开了面对交易费用的现实。
戴维德与阿尔钦认为科斯的「公司论」属套套逻辑不是乱来的。市场与公司的运作形式不同，指着交易费用的或有或无、或多或少作解释理所当然，但说了等于没说，属套套逻辑。事实上，在我构思博士论文的六十年代中期，同学之间喜欢把不明白的现象推到交易费用那边去。这当然也是套套逻辑的玩意，因为要推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验证了，没有被推翻，才算是解释。我当时重视科斯的「公司」只因为一点——他问得好：市场靠无形之手的市价指导生产；公司靠有形之手的经理指导，那是为什么？
我要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肯定理论与事实皆说佃农分成、雇用劳力、固定租金这三种合约安排有相同的生产效果，因而不能不问为什么市场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在引进交易费用与风险来解释合约选择时，我突然意识到科斯的公司文章也是关于合约的选择，虽然他没有那样说。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认识科斯，对他说他的公司文章其实是说合约的选择。他想了几天说同意。一九六九年我的合约选择文章发表时，直说跟科斯的公司文章属同曲。
一九八三年我发表自己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虽然力陈来自科斯的影响，但分离颇大。有四点重要的不同。一、不是公司替代市场，而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市场一也。二、在生产运作上公司的大小无从界定。三、经过详尽地调查香港的件工合约，我的公司文章示范着真实世界的监管费用。四、提出「委托价」这个新理念，解释了议价与监管的困难。
这就带到一个重要问题。监管费用是交易费用吗？明显地，监管可以没有交易，而交易不一定牵涉到监管。更难处理是监管与交易可以同时执行，二者雇用同一员工。我喜欢举公路收费的实例：守在关口收费是交易，但收费的员工同时「监管」着不付费的车辆不能使用公路。两种服务连合在一起的「生产」活动不是公路独有：同一生产程序有两种或以上的产品同时产出是经济学老生常谈的话题，joint products是也。好比羊毛出在羊身上，宰羊取肉，羊毛与羊皮同时产出。这种连合产出的活动，逻辑上我们无从把每样产品的平均成本算出来。边际成本却可以每样产品算出——羊毛与羊肉的边际产量可以调校。只要知道边际成本的变动，以这转变来解释行为就足够了。
回头说交易费用，其复杂程度远超公路的例子，更远超羊毛出在羊身上。单是市场交易的物品或资产需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牵涉到产权的保障，差不多所有律师及法官的收入都要算进去。此外，讯息、防盗等，皆费用也。这就是问题。数之不尽的费用跟交易没有直接的关连，而如果这些费用不付出，市场交易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更头痛的是，昔日的中国压制市场，导致走后门、搞关系、排队轮购等费用高，而又因为政治上的需要，背口号、记术语、论思想，甚至无日无之的各种斗争——这些是交易费用吗？当时中国的市场交易很少，但可以阐释为交易费用。有点模糊，加上上文提到的连合性带来的问题，交易费用这一词可以误导。
因此，一九六九年我逼着给交易费用来一个广泛的定义：凡是在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这划分很明确：只有社会才存在的费用，跟一人世界也可以存在的费用是容易分开的。但这样看，以「交易费用」一词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衍生出来的所有费用，有颇大的误导成分。凡有社会必有制度，以制度费用（institution costs）来描述我建议的广泛定义比较恰当。然而，传统的术语不容易一下子改过来。我历来不喜欢创造术语，所以有时我称交易费用，有时称制度费用，有时把二者一起称呼。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交易或社会费用很庞大，往往占国民收入一半以上。商人、律师、法庭、银行、公安、经纪、经理、公务员等，都是因为有社会而衍生的。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需要防盗，可以有战乱，但一般而言交易或社会费用在国民收入的比率是较低的。也不一定。在人民公社时代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但政治气候促成很高的制度费用。另一方面，以工商业为主的国家，因为专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利益，可以容许很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而人民还可以称得上是富有。我在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中指出，只要交易或社会费用能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下降少许，国民的总收入会飙升。二○一○年看，这推断是应验了。
这里我要提出关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另一个问题。认真地尝试过以交易费用的变化来推出假设的同事一般认为，这些费用通常难以观察，往往无从量度，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难于登天。当然不易，但不是那么困难。
首先，同学们要重温《科学说需求》第四章第二节，关于基数量度（cardinal measure）与序数量度（ordinal measure）。原则上，交易费用是可以用基数量度的，即是可以加起来。但如果实际的市场的交易费用数据找不到——通常找不到——转用序数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足够。解释行为或现象要从局限的转变（边际）看，也要能成功地排列选择的次序。量度是排列，序数量度是只排列次序，不管不同的选择之间的差别。
不要被数字密密麻麻的回归分析误导。算得上是可读的经济统计文章凤毛麟角。在好些情况下统计分析可以协助，但统计也可以欺骗，而发表的数字往往不尽不实，容易误导。我在一九九八年发表的《交易费用的范畴》中有一段话，弗里德曼读后来信赞赏。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有人说研究交易费用是白费心思，因为这些费用往往无从量度。这观点是错的。基本上，量度是以数字排列次序，而量度的精确性只能从不同观察者的认同性衡量。说成本或费用可以量度，甚或说可以量度得精确，意思不是说可以用金钱来量度的。如果我们可以说，其他情况不变，某种交易费用在甲情况下会比乙情况为高，而不同的观察者会作出同样的排列，交易费用是被量度了——起码在边际上。可以验证的假说于是可以推出。」
不要以为经济学的假说验证要用很多数字，或可以画出一条好看的曲线。只用两个情况的两点往往足够。我喜欢在一个假说中推出不同的验证，这里两点那里两点。不同的验证愈多愈妙，但同一验证的点数增加通常没有大助。
一九七七年我发表《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当时不同意的行家无数，但今天高举此文的君子愈来愈多，而据说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的思维源自该文（我认为效率工资是谬论）。优座票价偏低的论点简单，而我的假说验证是采用当时香港电影院的资料。当时香港的电影院的座位分等级，有两层。下层分前座、后座，后座较优，票价也较高。上层分超等、特等，特等较优，票价也较高。上层一律界定比下层为优，即是上层较差的超等票价高于下层的后座票价。
说优座票价偏低，是指上层的特等与下层的后座通常先满，而如果不满，座位票沽出的百分率永远是每层的价高座位较高。这是说，每层的优质座位的票价显然是偏低了。我提出的简单解释，是一层之内，如果优质座位不是先满，购买了票价较低的「劣」座票的观众，在开场后会跳到空置的优座那边去。换言之，让优座先满是让顾客保护着自己的座位，从而减少了监管或防止跳座的行为的费用。以查票方式监管的费用是交易费用，略把优座票价偏低，先满，利用顾客自己保护座位，会减少电影院的监管或交易费用。至于这减少监管费用会增加票房的总收入，推理分析占了该文的大部分篇幅。
该文作了几项验证，皆用两「点」序数排列的方法，而监管或交易费用我没有用金钱量度。如下是我认为最简单而又有说服力的验证。
上层的座位比下层的为优，但上层与下层有不同的进口，各有员工守在进口验票。进场后，下层的观众要跳座不能跳到上层去。其含意是，下层后座票价偏低，先满；上层特等票价偏低，也先满；然而，上层与下层相比，虽然前者一律价高于后者，但因为不能从下层跳到上层，两层之间的跳座监管费用下降为零，所以跟下层相比，上层一律较优的座位的票价可没有偏低了。验证容易。一九七五年我跑香港的电影院十多晚，没有见过上层先满的现象。
（制度的费用，之二，未完）
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可惜重视的人不多。今天一些朋友说，行内久不久传言上世纪曾经在西雅图出现过一个华盛顿经济学派。这应该是指我、巴泽尔、诺斯及其他几位同事及同学的兴趣。处理交易费用是这学派的主要研究，而比较独特之处是重视租值消散。一九八二年我离开了华大，跟进中国的改革发展，对租值消散的体会更上一层楼。是复杂的学问，我要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过程从头申述，让同学跟着走一趟。
话题起于奈特（F. H. Knight）一九二四年的一篇重要但难读的文章。该文批评庇古（A. C. Pigou）一九二○年的社会成本分析。奈特之作是后来一九六○年科斯的大文（科斯定律源于此）的前身。分析社会成本，庇古提出公路使用的例子。两条公路，一好一坏，都是从甲市通到乙市去。好路平坦但狭窄，坏路残破但宽阔。驾车的人争走好路，互相挤迫，导致堵塞。坏路宽阔车少，永远没有堵塞的情况。好路与坏路的行车时间因而相同。庇古的看法是，好路堵塞，车辆互相损害，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有了分离，如果政府强行抽好路的使用税，把部分车辆赶到坏路那边走，那么转用壊路的因为没有堵塞，没有损失；付税用好路的因为有车辆少了之利，也没有损失。政府赚了税收，可做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
奈特认为庇古的逻辑没有错，但指出好路堵塞是因为该路不是私人产业。他指出如果好路是私产，路主会收使用费，跟政府抽的理想税有完全一样的效果。这批评重要：好路堵塞，导致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无效率，可不是因为市场失败，而是因为好路不是私产，没有市场。
庇古没有回应奈特，只是在他的名著再版时把公路的例子删除。这可能把产权经济学的发展推迟了三十多年。
一九五四年，另一篇有关的重要文章出现，奇怪地没提到庇古与奈特。作者是H. Scott Gordon，分析公海渔业。他把奈特的两条公路的使用成本曲线转为两个渔场的产出曲线。两个渔场也是一好一坏，但因为渔场不是私产，捕鱼者竞争捕钓，导致好渔场应有的租值消散了。据我所知，「租值消散」这一词起自Gordon的文章。
一九六九年轮到我被邀请写一篇关于公海渔业的文章，重读Gordon之作，竟然发觉读不懂！
困难是这样的。如果海洋是私产，业主雇用工人捕钓，人数增加，捕钓的边际所获或产出的价值会下降，业主雇用工人的数量或捕钓的时间，达到工资等于产出的边际价值会停下来。时间工资等于边际产出价值是均衡点。在这点上，工人的平均产出所值一定高于边际产出所值。这二者的相差乘以捕钓的人数或时间就是海洋的租值，归海洋业主所有。这个传统的结论我没有异议。
但假如海洋是公有，任何人可以随意捕钓，Gordon之见，是在竞争下，参与捕钓的均衡点是每个捕钓的人的平均所获等于他另谋高就的收入，即是说渔业的工人平均产出所值等于他们的时间工资。达到这一点，海洋的租值是零。换言之，公海没有业主，在没有约束的竞争下，参与的人数增加，捕钓的成本于是增加，这增加要把海洋的租值全部替代或消散了才达到均衡点。
这个看来是理所当然的零租值的均衡点当年困扰着我。海洋没有业主，没有人收租，租值是零的那一点当然是捕钓的总成本或总工资等于捕钓者的总收获，也即是捕钓者的平均成本等于平均收获。但那是定义性的均衡，说了等于没说。我想了几天也解不通的困难，是不管海洋是私有还是公有，在竞争下，各自为战，争取自利极大化，每个捕钓者都看着自己的时间成本与边际收获，二者相等会停下来。这就是问题：每个捕钓者争取自己边际所获等于时间工资，怎可以导致在整体上每个捕钓者的平均所获等于时间工资呢？
我终于推出的答案，是如果海洋公有，自由竞争导致海洋的租值是零，需要有无数个捕钓成本相同的竞争者参与，每个参与者的捕钓时间无限少，才可以有个人边际所获等于时间工资而同时将海洋的租值消散为零。公海捕钓，租值全部消散要有无数个相同的捕钓者，而每个的捕钓时间要近于零。数学方程式及几何都证得清楚，逻辑不会错。
正当沾沾自喜，却发现那是一八三八年法国伟大经济学者A. A. Cournot提出的双头垄断（古诺模型）分析加上自由参与的伸延。我于是在文内把功劳推到古诺那边去。
（这里要给同学们提点一下。如果当时我不归功于古诺，没有谁会看得出与古诺有关连，我会因而大名远播。外人不应该看得出，因为古诺的图表是说产品，我的是说劳力，而他没有伸延到无限个参与者。再者，我的理论是全由自己想出来的，事前没有想到古诺，不提及他学术道德及格。但当时认为既然古前辈先说了类似的，就说是他的吧。做学问，有恃无恐才是英雄好汉。我那一九七○年发表的关于公海捕钓的题为《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章也不倒霉。二○○九年见到一位来自加州大学的教授，他说该文是今天好些大学的「天然资源」课程的必修读物。）
在分析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中，我得到一个重要含意：租值全部消散很不容易。海洋公有，如果捕钓者的本领不同，或时间成本不同，只有在边际上的赚取不到租值，在边际内好些捕钓者会获得一点租值甜头。如果捕钓的人数受到约束，参与的会有更多的租值分享。这使我想到公海的渔业会鼓励工会出现，限制会员人数；或通过政府约束渔船的牌照数量。换言之，在非私产的情况下，减少租值消散的行为或政策会出现。渔船的牌照在市场有价是反映着公海的租值。这是后来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的一部分思维。
另一个有关的思想来得较早。一九六六年写《佃农理论》时，我已经熟知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台湾一九四九年推出的土地改革，把农业地主的平均分成率从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约束在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导致租地农民的劳动力投入增加。我想，难道这是局部的公海捕钓劳力增加而促成某部分的农地租值消散吗？
跟着的推理是，如果台湾的土地改革不是约束佃农的地主分成率，而是把农地的产权以股权处理，然后由政府强逼地主把一部分的股权送给农民，使耕耘成为地主与农民的合股制，耕耘的劳力投入不会增加，租值不会局部消散（见《佃农理论》一一五至一一七页）。这带来一个重要的发现：资源使用的权利没有界定，跟资源收入的权利没有界定会有相同的租值消散的效果。
上述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几个重点的合并，加上用了几年时间考查香港当年的租金管制，带出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只二十多页纸写了一整年，易稿十多次，但还是难读，虽然巴泽尔认为那是关于交易费用的最重要文章。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发表《内地价管山雨欲来乎？》，其中两段简述该价管理论，一位朋友认为简述得清楚：
「一九七四年我发表的、今天在行内受到重视的《价格管制理论》，是一篇难读的文章。简化到最简我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件物品的市价值七元，政府管制只准卖五元，那两元的差额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会出现。这消散会通过市价之外的其他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出现，例如排队轮购。但排队的时间成本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只在边际上替代了那两元的所值，所以是租值消散的浪费。
我跟着问：可以替代市价的其他准则有多种，市场会采用哪种呢？我的答案是市场会采用在局限约束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竞争准则。巴泽尔认为这是整个交易费用范畴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这重点，行内的朋友读得懂的不多，但北京的朋友应该是专家。他们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价管的普及而引起的倒买倒卖及其他说之不尽的贪污行为，或走后门、搞关系等。这些行为，以我一九七四年提出的价管理论看，是用上在枱底界定权利的法则来减少租值消散。」
说这简述比原文较为清楚是对的，但只是因为好些重点被拨开了。我会在卷三补充。如下罗列同学可以明白的几点。一、价值或收入没有权利界定，导致以排队轮购的时间浪费来取代价值，是租值消散，跟公海捕钓的租值消散完全一样。二、排队轮购的租值消散显然是一种交易费用，也是制度费用。三、本章第四节将会解释，所有租值消散都是交易或社会费用。四、租值消散的行为不限于排队轮购，所有因为权利界定不明确的竞争带来的租值下降都是。五、以排队轮购为例，如果所有排队的人的时间成本相等或相近，总租值的消散会比这些人的时间成本差别大的情况高。时间成本最高的排队者是边际的「排客」，对此客来说，价值权利没有界定的那部分租值是全部消散了。时间成本较低的被成本较高的保护着，可以赚取一点价格管制赠予的租值，但这是假设在价管下产品或服务还会继续出售。
考虑最后第五点吧。在价格管制下，可以局部替代价格的其他竞争准则有多种，排队轮购只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怎会选排队呢？如果排队的人的时间成本有大差别，总租值的消散会比排队的人的时间成本大致相若的为低，所以如果其他局限条件容许，前者的情况会偏于选择排队轮购。价格管制的分析困难不是传统说的不均衡或只有天晓得是什么的「短缺」，而是我们不知道在价管下哪一种竞争准则会局部取代市价。如果知道，例如知道排队轮购会被采用，均衡分析易如反掌。那所谓「不均衡」只不过是说有关的局限为何我们不知道。
我提到的「如果其他局限条件容许」是关键问题，也是大难题。只要我们知道这些有关的「其他局限」，个人争取在局限下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会引导我们推断哪种价格之外的竞争准则会被采用，因为这公理含意着的是选择在局限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其他竞争准则。只要知道这些其他准则是什么，均衡分析是学生习作。价格管制的困难，是在理论上我们要推断哪些其他竞争准则会被采用。这是我那一九七四的文章难读的原因，卷三有机会我会分析得再深入一点。
这就带来这节要说的另一个重点。租值消散是指在边际上全部消散，在边际之内一般只是局部消散，局部被边际的消散保护着，得享一点租值的甜头。这是说，像第六章分析上头成本那样，租值享受的权利可以由竞争保护，由竞争厘定，由竞争分配。这里的重点是：任何经济分析，如果在边际上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但没有消散，这分析一定错！这个法门，用熟了，可以在很短时间判断一个分析为错，而这样错的专业分析比比皆是。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对，有则一定错。
我这个七十年代初期想出来的、应该消散的租值在边际不存在的均衡看法，其实是经济学说的一般均衡。跟瓦尔拉斯（L. Walras）的以方程式算出来的一般均衡是两回事。他的一般均衡是方程式「均衡」，没有经济内容。我提出的一般均衡用不着方程式，是经济均衡。后者是经济解释需要的。瓦前辈的均衡是在办公室里算出来的；我的均衡是指找到可以在真实世界验证的假说。同学要选哪种呢？
（制度的费用，之三，未完）
中国的甲骨文显示，市场交易盘古初开有之。尽管我们知道今天的「先进」市场麻烦多多，不尽不实的瞒骗行为的困扰不少，我们不能否认市场的存在是人类生存及进步的一个主要引擎。分析生产成本时我指出大家知道的：专业生产可以带来数以百倍计的产量增加，或导致平均成本大幅下降。专业生产主要是要由市场交易带动的。一七七六年斯密说：专业生产的程度是被市场的范围约束着。这句有名的格言，是对是错曾经吵过一阵。结论是小节有错，大体上对。
奈特一九二四年说没有私产不会有市场；科斯一九六○年说只要权利有清楚的界定（私产也），交易费用是零（他这样说），通过市场的运作，不管权利界定属谁会有相同的资源使用的效果。一九八二年我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提出异议：
「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我们要接受消费者的意欲会不费分毫地准确表达；拍卖官与监察者会免费搜集与整理讯息；工作的人与其他生产要素会得到免费的指引，去从事与消费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产出；每个消费者获得的产品与服务，跟他的意欲会是一致的。仲裁者会免费地决定一个工作者或消费者的总收入：把工作者的边际产值，加上社会其他所有资源的租值的一个分成，而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费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种准则而决定的。如此推理，科斯的效果可以没有市价而达致。」
科斯与阿罗（K. Arrow）同意这段文字说的。
这就带来一个难倒了我多年的问题。市场交易无疑给社会很大的利益，但这利益不足以解释市场的存在！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更大的利益可以不通过市场而获取。事实上，二十世纪上半部的经济学文献，不少直指在社会主义下，由中央指导生产及分配会比市场更有效率。这观点，跟着的史实无情地推翻了。
交易费用全部是零不会有市场，市场的出现是证实着社会有交易或制度费用。明显地，市场的出现不会因为要增加这些费用，而是某些费用市场可以协助节省。然而，无论是产权界定的费用，讯息传达的费用，市价厘定的费用，量度的费用，合约的费用——还有其他的——皆因市场的存在而存在，那么市场可以协助节省的费用是些什么呢？脑子闭塞，这问题我想了近二十年。
二○○一年的一个晚上，我想到一篇只两页纸的文章。作者A. Bottomley，一九六三年发表，关于非洲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二○○八年我在自己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对该文给我的启发有如下的评述：
「作者的论点，是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极宜种植杏仁树，但因为草原公有，于是用作畜牧。有价值的资源毫无约束地让公众使用的现象曾否出现过，我历来怀疑，但假设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么，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发表的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种交易费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例子，同样的看法比较困难，但在两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会在一人世界发生；另一方面，成本（这里指费用）是最高的代价——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畜牧代价是种植杏仁树的土地租值。定义说，把草原转作种植杏仁树的用途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不会低于租值的消散，否则这用途的转变会出现了。跟着的含意是，如果我们能认定这些费用在哪方面有了转变，制度的转变可以推断。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的方法。」
如上可见，租值消散不限于公海捕鱼那类情况：竞争公海捕钓，提升了参与的劳动力成本，局部或全部替代了海洋在有私产界定的约束下可以获得的租值。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例子示范着的，是草原可以植果树，租值较高，但因为畜牧而放弃了租值较高的植树用途。换言之，租值消散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而私产的界定与市场的出现是协助减少租值消散。
这就带来租值消散的基本性质。任何资源或资产的用途有多种，要达到最高租值的用途不容易，因为有讯息费用等局限的约束。租值消散的概念不是指最高租值的用途达不到。使用者作出错误的决策而导致租值下降为零，也不是租值消散。租值消散的概念，一定要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导致的租值损失看。鲁宾逊的一人世界，算他蠢到饿死，也没有租值消散。鲁宾逊的收入全部是租值，因为没有竞争半点也没有消散，虽然他可以频频作出错误的决策，使良田美池的租值或产出化为乌有。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用作畜牧而不植树，显然是竞争的结果，因而可以看为租值消散。我在一九七四年的《合约结构》一文提到，牛或羊可以在晚上带回家，但树却不可以搬来搬去，所以除非土地有清楚的界线划分，有产权的保障，植树会被畜牲吃了。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例子，是畜牧者竞争着使用公有的草原。租值消散但不会全部消散，跟上节分析公海捕钓的情况一样。把土地划分作为私产有法律费用，有界定及保护费用，也有政治及其他费用，都是制度费用。租值消散也是制度费用，皆从狭窄的交易费用扩大来看。如果植果树的价值急升，或界定土地作为私产的费用下降，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草原的权利制度会改变，租值消散这种制度费用会下降，但界定私产的制度费用会上升。
竞争一定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凡有社会必有竞争，凡有竞争必有制度。制度的形成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也即是以一种制度费用替代另一种。从乐观的角度看，这替代偏于减低制度费用；从悲观的角度看，这些费用可以因为人的自私而增加了。是后话。在《制度的选择》我会带同学们走进更深入的层面：约束竞争的安排是合约安排；约束竞争的费用是交易或制度费用。
回头说市场，是制度，当然也是约束竞争的安排，而市价是约束及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在多种决定经济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本节可见，市场的形成与市价的采用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往往要经过千山万水。中国的经验可教。
市场节省了些什么？节省了租值的消散。在众多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市价的采用与厘定要付出产权界定、讯息传达、量度监管、合约磋商、风俗法律，等等费用。那是奢侈的竞争准则，只是租值消散往往庞大，为了生存人类的选择是换得过。多么精彩的世界，多么有趣的学问。然而，再推下去，人类可能自取灭亡。
（制度的费用，之四，未完）
意大利大师帕累托（V. Pareto, 1848-1923）是施蒂格勒高举为当时唯一的执着于以验证来解释世事的经济学者。帕氏得享大名主要是提出了一个资源使用的情况，我在《科学说需求》第七章简介如下：
「帕累托说：资源的使用及物品的交易可以达到一个情况或条件，满足了这条件，我们不可能改变资源的使用，使一个人得益而没有其他人受损。换言之，要是这条件不达到，我们总可以改变资源的使用或市场的交易，使社会起码有一个人得益而没有其他人受损——这也等于可使整个社会的人得益。」
这两句话有略为不同的称呼：客观称帕累托条件（Pareto Condition），价值观称帕累托至善点（Pareto Optimality）。这格言重要，因为是最简单的描述一个复杂社会的资源使用的一般均衡。用于社会，不用于一人世界。在社会的资源缺乏与竞争的局限下，经济学的公理说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达到资源使用的最「理想」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指出的情况。历久以来，经济学者以这情况或条件的达到来形容社会经济有效率，违反了是无效率。然而，当我们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局限，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的阐释改变了。
经济本科一年级的课本喜欢先教鲁宾逊的一人世界，提出一条「生产可能性曲线」，鲁宾逊的产出点在该在线称有效率，在该线之内称无效率。落笔打三更，教错了。鲁宾逊的产出点怎可以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呢？假设的公理说，鲁宾逊在局限下无时无刻不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既然该曲线说「可能」，即是说在局限下最高的可能产出，定义上鲁宾逊的产出点一定是在该线之上，逻辑不容许产出在该线之内。
你说鲁宾逊会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又说这极大化有曲线为限，他怎可以走进该曲线之内呢？他的产出在哪一点，曲线一定穿过那一点才没有逻辑上的矛盾。说他选在该曲线之内的是违反了定义，属蠢到死的不可能。就算鲁宾逊自己蠢到死，跌跛了脚，产出下降，那只不过是局限变了，「生产可能性曲线」要重新画过。
既然一人世界的资源使用不可能无效率，转到社会看帕累托条件怎会有无效率呢？我喜欢从自助餐的例子看。吃自助餐要付一个固定的人头价，然后自助，吃多吃少随君便。这样，顾客当然吃到最后一口的边际用值为零，甚至有吃不完的弃于枱上。餐馆提供自助餐的食品的边际成本可不是零。边际成本高于边际用值是浪费，而所有前者高于后者的每口浪费加起来是总浪费了。这样看，自助餐的供应无效率，违反了帕累托条件。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会有自助餐这种收费安排呢？答案显然是减少了交易费用：量度顾客食量的费用，顾客点菜的麻烦，结账时多了手续，等等，都是交易费用。原则上，餐馆提供自助餐要基于交易费用的节省高于顾客大吃一通的浪费。我们也可以推断，自助餐提供的食品不会是很珍贵或是成本很高的，因为珍贵食品的浪费会容易地超过交易费用的节省。同样，我们可以理解某些自助餐提供珍贵食品时，餐馆会加上限量的约束。这里的要点是：加上交易费用的考虑，食物的边际产出成本高于顾客的边际用值是满足着帕累托条件的要求。
上述自助餐的经济解释，用上的法门又是需求定律与局限转变。但这里带来一个重要的理念：自助餐被视为浪费，无效率，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漠视了交易费用。单是为了解释吃自助餐的顾客狼吞虎咽，我们不需要引进量度及分类算价的交易费用，只提出按人头算价的收费，吃多少没有约束，就足够了。但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自助餐的收费安排会被采用，这些交易费用非引进不可。前者有浪费，后者没有。要点是：解释一个现象不一定需要把足以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局限放进去；「浪费」的行为起于我们无需顾及所有局限来解释狼吞虎咽。如果真实世界所有有关的局限都放进去，浪费算不出来。
这就带到帕累托条件的一个重要用途。解释一个现象，当我们发觉指定的局限有浪费的效果，我们要审查一下没有引进的促成「浪费」的其他局限是否需要引进。
自助餐的实例是浅的，示范着无效率与有效率的分别只不过起于局限的引进不同，而足以解释某些行为或现象的局限引进，往往不需要考虑足以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其他局限。在真实世界中，我们不容易找到像自助餐那么显浅地示范着局部与全面性的局限引进。处理的方法其实一样，但好些实例我们要用上几年时间才知大概。结论永远一样：局限是指无可避免的，无论政府的政策如何失败，只要引进所有有关的局限，帕累托条件是满足了的。换言之，无效率这回事，是经济学者有意或无意间把某些局限漠视了。最常被漠视的是交易或制度费用。
我曾经用上几年时间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发表了三篇文章，虽然其中的《价格管制理论》行内的朋友认为重要，但那为祸不浅的租管的出现与持续不易明白。单看该政策的效果，帕累托会立刻昏倒。
一九四七年，香港政府考虑推出租金管制，理由是要让二战逃难后回归的港人有栖身之所。当时的港督委任五个委员决定，是港督事前知道会投租管一票的。其中两位是可从租管赚钱的律师。为该管制写法例的英国律师说明他不懂，对自己写的有怀疑。港督说是暂时性的，但延期两次后转为不暂时，法例后来修改了三十多次，合共管了四十多年。灾难是明显的：当年香港的人口急升，但因为租管旧楼不容易重建加高，租客与业主吵骂甚至大打出手的故事天天有。就是今天，在香港市区重点的破落建筑物不少，一般是昔日的不同租管遗留下来的痕迹。
我曾经跟两位专于处理租管案件的香港法官详谈过（一位被邀请到我西雅图的家作客一个星期，天天谈）。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一定要推出租管，香港修改了多次的法例是最可取的，可教，但香港的经验是早知如此，悔不当初！
我不敢说解通了香港当年坚持租管的局限密码，但认为四个局限是明显的。一、无知——修改了三十多次是无知的证据。二、愚蠢——无知是学问不足，愚蠢则奇哉怪也。一九六二年在修改法例时不小心地加进一个蠢脚注，说一九六五年底前申请立刻重建可以有较大的容积率。重建狂潮出现，导致银行挤提与楼价暴跌。愚蠢是局限，也无可避免，帕累托要笑出声来吧。三、利益团体不易处理。律师的利益姑且不论，业主有业权，租客有住权，而什么议员政客有治权，三者混淆不清。无意为祸可以惹来大祸。四、一项暂时性的法例，惹来的麻烦香港政府初时做梦也想不到。世界复杂，看似可以调控的法例带出其他事前想不到的局限转变。今天回顾，这些其他局限当时是真实的，所以帕累托条件是满足了。
经济学者塔洛克（G. Tullock）提出一个问题与一个答案。我认为问题有趣，但答案却是错了。塔兄问：盗窃对社会何害之有？窃贼得物，物主失物，一得一失，何害之有？塔兄的答案，是物主为了防盗，要花钱购买门锁及其他防盗设施，而政府为了提供保安，要抽物主的税，这些加起来的社会费用不少，所以盗窃对社会有害，违反了帕累托条件。你同意吗？
这里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每个人在局限约束下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而这基础假设是帕累托至善点或条件不可忽略的。拿开这假设，帕累托条件不可能在逻辑上成立。斯密说人类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利益，当然对，但《国富论》轻视了人类的自私会容易地增加社会的交易或制度费用。
盗窃、欺骗、打家劫舍、恐怖活动等行为，都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是定义性的，经济学的范畴不容许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说不可能有另一些解释力更强的基础假设，而是在我们今天知道的有解释力的范畴内，这传统假设要墨守成规。你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那么任何行为都可从自私或不自私作解释，不可能推出可以被验证（即有可能被行为推翻）的假说。捐钱协助穷人是自私吗？只有上苍知道，但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要坚守这个假设，然后以局限的转变来解释捐钱的行为。
回头看自助餐的例子，那顾客吃到边际用值是零的「浪费」。如果顾客是不自私的，懂得顾及大众的利益，对自己会有利。餐馆的老板只要把每项食物的边际成本贴在墙上，顾客一律知所适从，每位只吃到边际用值等于食物的边际成本，量度与监管的费用是节省了，边际用值低于边际成本的浪费也节省了。这样，餐馆的老板在同行竞争下不能不减自助餐的收费，让顾客们皆大欢喜。可惜人类不是这样的。
如果上帝造出来的人只在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上自私，对社会有害的不自私，社会会比我们知道的富裕得多。然而，《圣经》旧约说摩西从山上带下了「十诫」，都是教人不要自私的。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会有十诫？中国的圣人为什么教仁义道德？我们的父母为什么教孩子要诚实，要以礼待人？为什么地球上所有的风俗都有礼节这回事？我的答案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减归减，风俗只不过协助约束着某些增加制度费用的行为，把人类选择的局限在某方面略为改变了。自私的行为还是会增加制度费用的。
斯密没有重视自私带来的「祸」，是博弈理论三十年来盛行的原因。对真实世界认识不足，不重视局限的变化，好些行为无从解释，而引进博弈理论只不过是卖弄一些花拳绣腿，说故事，无从验证。
经济学有一个霍特林（H. Hotelling, 1895-1973）悖论（Hotelling Paradox）。这悖论说，有一条很长的从东到西的公路，人口平均分布。为了节省交通费用，要开办一家超市当然选建在公路的中央点。要开办两家，理想的选择是分别建在路的东西两边的四分之一。然而，为了争取顾客，东家与西家都争着向中央移动，最后的均衡点是两家一起建在公路的中央处。这是博弈的行为，而如果有三家，则大家会转来转去，永无止境地转。
有实用性的经济解释可不是这样的。只要知道局限的约束情况，我们可以推断超市的位置会在哪里，或有多少家。一家可以收购另一家，或多家可以合股经营，或有无数小家分布在路上的多处，甚或离开公路可能是较为优胜的选择。但我们对局限的变化要知道很多：地价、人口分布的性质、商业区的位置、超市的连锁性、雇用员工的方便程度等。要知道这些的大概可不容易，但知道了解释超市的分布不困难。
这里我要重复说过的：理论要简单，但要有深入的层面；局限可以简化，但要经得起复杂的蹂躝。
如果我们接受自助餐的浪费是满足着帕累托的条件或至善点，那我们要接受其他因为局限与自私带来的祸也满足着帕累托，甚至人类灭绝也是。局限如斯，自私若此，在定义上逻辑不容许其他选择。算进所有的有关局限，帕累托至善与帕累托至悲是同一回事。
从「至善」的角度看，自助餐这类收费安排是不会灭绝人类的——不管浪费多大也不会。这是因为餐馆的老板有选择：自助餐的浪费如果高过非自助餐的交易费用增加，该老板不会供应自助餐。如果老板生得蠢，坚持提供浪费高于费用节省的自助餐，市场会淘汰他。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个人或个别机构各自为战、各有自己的选择的情况下，会给社会带来进步。经济学鼻祖斯密是个大智大慧的人。他说人类自私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而他分析农地操作的制度演进，也是适者制度淘汰不适者。虽然在农地制度演变的分析中他严重出错（见拙作《佃农理论》三十二至三十四页），他的适者生存的思维实在好，也实在重要。这思维有说服力，影响了后来可能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
可能因为自私自利竞争的淘汰一般给社会带来好效果，斯前辈不重视自私带来的祸。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斯前辈当年没有想到，人类的自私带来的制度费用提升或局限转变，可使个别的人或机构没有退出或不参与的机会，因而可能导致很大的损害。斯前辈当年也没有想到，人类的智慧可以制造出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
想想吧。昔日香港的租金管制只是一小撮人的决策，但推了出去收不回来——业主与租客的选择要弄到一团糟才逐步修改。然而，与当年死人无数的中国人民公社相比，香港的租管属小儿科。单是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人为的大灾难出现过多次。一九四五年核弹爆于日本，三十年后核武的研发与制造，据说足以毁灭全人类几次。个别的人或机构没有不参与的选择可以有恐怖的效果。
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在一篇文章写道：
「人类怎会互相残杀呢？答案只有一个。自私无疑可以给社会带来利益，但自私也可以增加交易费用或社会费用。只要这些费用因为自私而变得够高，人类可以毁灭自己。在这样的局限下，人类因为脑子了得，发明了可以毁灭自己的武器，有不少机会会因为自私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宇宙没有出现过的生物自取灭亡。只有人类可以做到，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足以毁灭自己的『智慧』。」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套套逻辑，但非常重要，因为加进内容可以推出无数有解释力的假说。帕累托条件对经济的看法是重要的思想，也属套套逻辑，我们也要把内容放进去才推得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当我把交易或制度费用放进去，得到的结果是帕累托至善与帕累托至悲相同！
虽属套套逻辑，帕累托条件毕竟提供一个简单而重要的角度看世界，协助我们在解释行为的过程中，面对多而复杂的局限转变时，作出清晰的选择。很好用；我常常用。不要忘记帕累托条件的一个重要含意，是在社会的竞争下，可以避免的局限一定避免。我们不要把对解释世事无关的局限放进分析去。
（制度的费用，之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