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经济解释》的三卷本正在大修，其实一半以上是重写。 看来三卷本会变为五卷本了。 原来的三十多万字会变为五十多万字。 不是随笔，不是课本，既不易写，也不易读。 我要把自己在一门学问上走了五十年的路回顾而综合，也要发挥一下自己多年来想过但要到今天才认真地整理的。 是艰巨的工程，而七十五岁了，集中两个小时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有时要休息一两天。
跟大自然斗法斗不过。 但经济学是关于真实世界的学问，观察的经验重要。 我刻意地等到六十五岁，退了休，才动笔写那三卷本的《经济解释》。 那是十年前。 写得还可以，但今天看不够痛快，彷佛下笔时有些什么顾忌。 早就知道要大修，等了十年。 值得的，因为这十年中国发展的经验教我很多，视野无疑扩大了。 但我可能等得太久：那五卷本还需要两年脑子与身体皆健康才能完工。
不要以为那是不苛求的事。 同事及朋友的经验，是学术创作到了六十五岁左右脑子就开始打折扣。 重要的学术论著岂同儿戏，搏到尽也要望天打卦。 科学思想史上没有谁六十五岁之后创出奇迹。 经济科学有点不同：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要花上很长的观察时日。 这观察的累积与无可避免的智力与精力的衰退有一个替代的考虑，要怎样选才对呢？我选七十四岁才攻最后一城——本来打算只是把《经济解释》大修，但处理了卷一后发觉跟着而来的大部分要重写，要补加二十多万字。
今天早上第三次审阅了卷二的文稿。 这是《供应的行为》的上篇，称《收入与成本》。 卷三还未动工，是《供应的行为》的下篇，称《受价与觅价》。 跟着是《制度的选择》，也可能分上、下篇，目前不肯定。 如果要分，上篇（即《经济解释》的卷四）称《合约的安排》，下篇（即卷五）称《国家的制度》。
卷一《科学说需求》修好了，补加了一章新的，很满意。 卷二《收入与成本》共八章，四章是旧的修改，四章是新写的，更满意。 历程是苦事，但回顾平生，在学术的创作上我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感到痛快。 尽己所能，思想到处势如破竹。 自己可以写得最好就是那么好，而历程中凡遇难题，必定运到！
「共用品」历来是大难题，我在卷一的第八章解决了；「失业」历来是大难题，卷二第三章找到答案；「财富累积」历来是大难题，卷二第四章写来得心应手。 此外，生产成本与上头成本的处理，前不见古人，这次修改后再没有沙石；想了近二十年才找到答案的市场成因，这次写了出来；历来自认不懂的宏观经济学，这次以一长章处理，手起刀落，直说这里那里都是皇帝的新衣；租值消散与制度费用的概念，写到了自己知道的尽头！
文稿传给几位读过很多经济学书籍的朋友看，他们无不哗然，把老人家捧到天上去。 其实是客气地给老人家打打气。 你要他们怎么说呢？老人家拿起宝刀，频频喘气地卖弄一下自己的平生功力，难道他们要笑出声来吗？
这就带到我要对同学们说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要到今天才感到在学术的创作上格外舒畅，新意来得格外容易，而痛快的感受在盛年之际比不上今天呢？告诉同学吧。 今天与昔日动笔时的主要不同处，是今天我达到了一个没有世俗约束的境界。
不愁没有发表的地盘或出版商，读者怎样评论或是否畅销，一律不管。 退了休那么多年，职业上早就没有半点顾忌。 对经济学的发展不满意逾三十年，行家朋友不高兴他们最好不读。 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影响政策，所以除了专栏评论文字，为学术动笔我只着重真理，读者用价值观看是他们的自由，与我无干。 子女长大了，可以自立，作为父亲我只跟他们谈情说爱。 所有名头一律推却，与世无争也。
大修或重写《经济解释》是非常认真的。 这是今天我唯一用足心机去做的事。 空余时间喜欢习书法，或探讨文化消闲。 少看电视，因为不懂得怎样开：有时乱按一通，几分钟找不到有趣的就放弃了。 有时热情地购买了一堆什么蓝光之类的影碟，奇怪地很少看，再买时不少重复了。
只是《经济解释》这套作品我用心而执着，希望将来的经济思想史这作品会有一个明确而又舒适的位置。 起初没有这个意图，但这些日子愈来愈多的朋友这样看。 几位美国的旧同事听到这套书，催促我翻成英文，但翻译既艰难，也苦闷，而我自己不能全不参与。 除非找到顶级的译手，不敢尝试。
同学们明白吗？古往今来足以传世的学术论著，作者一律是像我今天那样，在没有多少世俗约束的情况下写成的。 以经济学而言，从斯密到李嘉图到密尔到马克思到马歇尔……甚至到科斯一九六○年那篇长文，都没有经过什么评审，用不着为米折腰。 纯为自己的兴趣，要对自己作个交代，创作才痛快。
说起来，我要感谢昔日在西雅图华大的三位同事：诺斯、巴泽尔、麦基。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因为越战惹来的争议，论学报、数文章的规定开始盛行。 这三君子坚持放我一马。
今天回顾，我是比斯密等大师幸运的。 有三点。 其一是我学了他们的，学得通透，吃了甜头。 其二是医学发达，对生命的预期较长（生命是否较长是另一回事），我的创作时日比他们的长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 其三是我这辈子的世事演变多而快，加上讯息灵通，在观察上得到较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