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动工大修《经济解释》的卷三《受价与觅价》，是旧作卷二《供应的行为》的下篇，大部分要重写。 凡是重写的，我会先在这里刊登，看看读者的反应。 《市价的性质》是卷三的第一章，分五节，会刊登前四节，这期是第一节。）
「价」一词有几个意思。 这里要分析的是「市价」，即是在市场交换物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 今天的社会，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这交换一般以货币或金钱作媒介，但在思考市价问题时同学们还是要从货币之外的物品或服务的交换想，想着实质交易的比率——相对价格是也。 不要让货币的引进左右这想法。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是说货币与实质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有了变动，是另一个话题，我要到分析货币制度时才处理，目前的打算是在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
老师阿尔钦说过一句我曾经几次提及的话：「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在《科学说需求》中我分析了在竞争下市价或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那不是圆满的分析。 我是从一个逻辑上不可能错的均衡点出发，回头以堆砌的方法推理，骗一下同学。 不是骗很多，骗一点。 不能不骗，因为在那里深入地分析市价同学们不会读得懂。
该均衡点是竞争下的均衡，说不同需求者的边际用值相等，而这相等的边际用值再等于市价。 逻辑上这老生常谈的均衡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加进生产，这相等要再加上边际产出成本（见本卷第二章），也美丽。 困难起于我们问：是什么样的局限会导致这美丽均衡的出现呢？要是我们假设交易费用不是零，这均衡说的「边际」相等当然不会出现。 要是我们假设所有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不会出现，更勿论市价了。 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四节——《市场节省了些什么？》——探讨了这个问题。 再深入的分析要从科斯定律说起，那是卷四的话题。 这里只能说，上述的美丽均衡点可以用作一个思想的憩息处，加进交易费用会有另一个不同的均衡；从另一端看，我们可采用卷二第八章第四节的方法，把交易或制度费用从高处减下来，找到另一些均衡。
解释经济现象永远是把局限条件或加或减，务求这些局限的变动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然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均衡不是事实，无从观察，不同的均衡点是让我们在这里那里憩息一下，站住了脚再想下去。
阿师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一九六三年我听到时如中电击。 是在课堂上听到的。 这句话影响了我后来在经济学上的发展，使我在「租值消散」的思维上走得比其他人远（见《中国的经济制度》第二与第三节及《收入与成本》第八章）。 卖花当然赞花香，我今天认为不深入地理解租值消散的多种含意，经济体制的运作不容易全面掌握。
市价决定什么？阿师之见，是市价决定在竞争下谁胜谁负，即是一个约束竞争的准则。 出得起价购买是赢家，出不起或不愿意出是输了。 是否富有是另一回事。 一个富人可能不购买上佳的牛奶给孩子喝；一个穷人可能购买上佳的牛奶养狗。 不是说笑，我今天还拥有的、不容易买到胶卷的名牌照相机，可能多过地球上的首富；我拥有名贵墨水笔七枝，稿纸的讲究可能冠绝天下。 但我用的手机五年前以三百大元人民币购得，不坏不换，一位大老板看不过眼，要送我一部有神奇功能的，我婉却了。 我是个对先进科技有抗拒感的古人。
这就是市场。 你在早上多吃一只鸡蛋，地球上总有另一个人少吃一只——在竞争吃鸡蛋这玩意上你把这个人杀下马来。 市价是决定竞争胜负的一个准则。 《科学说需求》第三章解释过，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有多种，市价只是其中之一。 后者是个很特别的准则，因为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 一七七六年斯密说得好：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可获这你需要的，是每次交易的意思。 你要拿出一些有价值的物品来换取另一些，而这换取的比率称市价。 盗窃不论，打家劫舍不谈，你拿出来交换的要不是自己的产出，就是他人的产出到了你手上（例如亲友送给你的礼物或金钱），而这产出代表着对社会作出了贡献。 以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换取他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没有租值消散的竞争行为，交换的比率是市价。
阿尔钦当年可没有带到租值消散这话题上去。 但他提到，如果以市价来决定竞争胜负这个准则被压制，其他准则会出现。 一九六六年我研究佃农的分成率受到政府管制时，看到类似公海捕鱼那种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 跟着研究香港的租金管制，发觉租值消散的现象来得明显。 再跟着研究一般的价格管制，同事巴泽尔和我达到的共识，是政府管制着市价，其他会出现的竞争准则——例如排队轮购——在某程度上一定会出现租值消散：排队的时间成本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 这里牵涉到的学问不浅，因为市价受到压制，会出现的其他竞争准则可以有多种，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们要推断哪种准则会出现。 这是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卷二《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三节作了初步介绍，跟着的卷四再会深入地讨论。 这里详述是近于题外话了。 不要忘记，本章写的不是市场，而是市价的性质，the nature of price是也。
简言之，在局限下减少租值消散是《价格管制理论》的主旨，这理论不仅让我在一九八一年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也让我明白昔日中国的体制运作，知道以等级界定权利与走后门等行为都是为了减少租值消散。
我认为阿尔钦被行内朋友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是源于他的「格价决定什么」的思维。 格价既然被看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那么有关的游戏规则是些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产权制度。 一九六五年跟阿师研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得到的共识是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先缺条件了。 早些时，科斯提出的角度略为不同：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 其实是一样，一九二四年奈特说的也是一样——英雄所见略同也。 这些思维让我们回头再看一个老问题：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一时间问题变得复杂，因为不能不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这项极不容易处理的局限。 本章开头说的美丽均衡变得肤浅了，不到位。 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问：市场节省了些什么？答案是节省了租值的消散。 租值消散是一组交易费用，市场的形成与运作有另一组交易费用。 市场的出现，基于前一组高于后一组。 不久前我对沃因及巴泽尔说，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为什么有市场要到区区在下才找到圆满的答案。
（未完待续）
（五常按：本文是《市价的性质》的第二节。）
经济学鼻祖斯密提出的「无形之手」，是说个人各自争取私利，通过市场运作，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自己也不知道。 没有意图改进社会，但社会是被改进了，比有意图改进的行为还要好。 斯前辈于是说，这个人彷佛被一只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直译看不见的手）引领着，改进了他毫无意图改进的社会。 是数世纪一见的大师想出来的真理，我们今天高山仰止。
后来的学者在斯密的无形之手这理念上作出了几方面的补充。 首先是源于斯密的思维，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推出较为严谨的需求与供应的分析，有系统地指出市价的变动会引导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的变动。 即是说，某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生产者就转到该产品去。 这个市价引导资源使用的观点是对的，支持的事实多得很，其中最明显是农业的运作。
在神州大地，除了轮植需要的约束，农民对农产品物价变动的反应非常快。 猪价急升，养猪的农户立刻增加；哪些蔬菜叫价好，培植增加是立刻的选择。 养淡水鱼的选择同样明确：渔农是不断地跟进不同类别之价及饲料之价。
这其中有一个经济学不容易处理的麻烦。 农产品的市价变动不能全部以成本及需求的变动来解释。 显然地，农民的取舍选择往往是基于不准确的市价预期：因为市价变动而促成的一窝蜂行为有时导致某些物品产出太多，或某些产出太少。 有期货市场的物品不多，而虽然期市的运作是把未来的讯息预期提早集中运用，原则上会减少市价的波动，但其效应不是那么明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货市场集中预期讯息的处理能否减小市价的波幅，是大有争议的话题，实证研究的报告多，但结论不明显。 阿尔钦和我的共识，是期市只能在某程度上减小市价变动的波幅，但除了期市合约可以协助保障投资产出的人，拉平市价的波幅期市办不到。 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讯息不足的局限，就是不牵涉到时间也不容易处理，何况产出投入的调整需要时间。 然而，市价变动带动资源使用的变动是无可置疑的。 见到市价变动而管制市价是蠢政策，或是利益团体喜欢做的混水摸鱼的行为。 历史的经验，满是价管导致灾难的例子，而放弃市场会导致民不聊生是人类历史的规律。
后来的学者给无形之手的第二项补充，起自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 科斯当时二十岁出头，分析不够老到，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市场由市价引导资源使用，公司由经理人指导资源使用，那是为什么？这是问为什么资源使用的引导有时从无形之手转到有形之手那边去。 他的解释，是某些生产活动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没有市价。 这观点有争议，大师如阿尔钦、德姆萨茨等人不同意，但我认为大致上对。 后来我在件工合约的运作上作了深入的调查，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把科斯之见作了大幅的修改与补充。 属卷四的话题，这里按下不表。
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无形之手，市价的引导其实是一项相当奢侈的玩意，因为要经得起相当庞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才会出现：产权界定的费用、量度的费用、讯息的费用、法律及合约的费用，等等。 另一方面，经得起这些费用而出现的市价还可以误导。 科斯和我认为，公司的有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在性质上是类同的，我们因而不反对政府的有形之手甚或计划经济。 我们不同意的是一个逻辑上的要点：分明可以由市价引导的经济活动，因为愚蠢或谋取私利或权力，好些人提出逻辑欠通的反对市场或市价的建议。
再要提到的对无形之手的补充，是哈耶克一九四五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的用途》。 哈氏之见，是科学的知识是集中的，集中在一小撮研究者，但市场运作需要的知识却是分散了，市价的厘定与市场的运作需要市场所有的消费者及产出者提供自己拥有的知识或需求的取舍。 哈氏之作针对的，是当时Oskar Lange等人反对市场，支持政府策划，但哈氏认为政府不可能搜集那么多的分散了的讯息。 这观点当然对。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跟弗里德曼研讨市场及市价时，他在哈耶克的思路上作了两点补充。 弗老之见，是不管市场的人对自己的所知怎样守秘自珍，只要他们通过市场购入或沽出，某程度市价会被影响了，反映着他们的知识传到市场上去。 弗老提出的第二点，是一个人最怕做的事是认错。 市场不会要求任何人认错，但在市场亏蚀是惩罚，获利是奖赏，而市价的或升或降是有着惩罚与奖赏的效能。 换言之，从市价变动那方面看，惩罚与奖赏皆出自无形之手。
不要以为市价的变动是万无一失的。 上文提到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市价的变动往往不准确地反应成本与需求的变动，而尽管如此，市场对人民生活的贡献极为庞大可以肯定。
论及市价，讯息费用惹来很大的麻烦。 这项局限极不容易处理，但奇怪，我们可以不大困难地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有趣假说。 这是本卷写到后半部的话题，从玉石市场到冒牌货到炒黄牛到寻花问柳，等等，皆过瘾精彩。 我认为施蒂格勒一九六一年发表的、后来获诺贝尔奖的《讯息经济学》不到位。 施兄认为同样物品，其市价有变差（variance），市场的人于是到处搜寻。 然而，市价的变差是市民搜寻的结果，不是原因。 购买物品的市民喜欢打价或议价是事实，也牵涉到我在本卷后部分析的、不容易解释的讨价还价的行为，但他们一般不会知道物价的变差之数为几也。
（未完待续）
（五常按：本文是《市价的性质》的第三节。）
关于市价或价格的行为或现象，经济学传统分受价（price taking）与觅价（price searching）两类。 没有谁注意到造价（price making）。 造价不罕有，也有趣。 这是出售的人刻意地把价格造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成果。 一般人的意识是价高代表着质量好，而有些顾客以讨价还价的方法把高价压至低价购入，喜上眉梢，其实不相宜。
从市场的一般现象看，价高代表着质量高，不一定对，但通常对。 我曾经叫女秘书购买一元一枝的圆珠笔，她买回来的是三元一枝，认为「教授」不应该用一元的劣品。 其实我偏偏是要一元那种。 一般而言，在有讯息费用的局限下，价高不仅代表着质量高，也协助炮制有市场需求的形象。 这就带来我要考一下同学的问题：价高一方面给顾客的印象是质量高，另一方面给顾客的印象是需求高，是哪一方较为重要地促成把价造高的行为呢？
二者皆造高价的因素，但相比之下，我认为把需求形象造高那方面有较大的决定性。 原因是这样的。 在低档次市场往往见到的开天杀价的行为不论——算不上是这里要分析的造价——造价的行为一般只出现于那些耐用、购买后可以再沽出去的物品。 楼房是一例，艺术收藏品也是一例。 这两类物品（楼房也是物品）造价的行为最常见，理由是购买的人希望这些物品「保值」，有需要时可以卖出去，尤其是卖出去时有机会赚价。 把价造高，出售者是要炮制成行成市的形象，或市场的需求大，容易再卖出去。 这解释了为什么造价的行为好些时连带着造势。
先谈造势吧。 在香港与内地——尤其是香港——房地产市场造势常见。 建筑商卖楼花时喜欢制造出众多买家要抢购的情况，手法不一。 有时出钱请人排队看楼，装模作样，有时说只出售多个单位的一小部分，话犹未了又加销；有时把红点贴在多间楼宇单位的号数上，还未卖出也说是卖出了。 股票市场也有造势的现象。 新股发售，代销商可能制造万人轮购的大场面，无知的妇孺排队通宵达旦，根本不知买的是些什么。
造势不限于容易转售、有机会赚价的物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需求。 上世纪七十年代，芝加哥某银行启业，只登一小广告，说先到先得，首二千名每人可获美元二十。 结果是排队的无业游民数以千计，搞得交通大乱。 派出去的钱合共四万美元，换得报章头条，是否明智很难说。
读到这里同学们要小心了。 「需求」的变动与「需求量」的变动是两回事。 前者是指需求曲线向右或向左移动，后者是指需求曲线不动，只是价格变动时需求量按着需求定律而变。 换言之，原则上，说某物品的「需求」变动，是指该物品的需求量变动起于价格变动之外的因素。
我在上文说造高价会炮制需求上升的形象，是违反了经济学的基础原则吗？没有，因为讯息的局限转变了。 在《科学说需求》第六章我提及，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人，他以很低之价向你出售一粒两克拉的钻石，你不会买，甚至连看也懒得看。 在一间名贵的商店，你可能以十倍之价购买。 天晓得，虽然那街上人向你推销的属真货的机会甚微，但就算是真货甚或是精品你也不会买。 讯息费用存在，你不懂得鉴别钻石，就是懂得也有太多的疑问。
上述的钻石例子是刻意地夸张了。 某程度讯息费用的存在对物品需求的影响有其一般性。 减价推销是市场的惯例——这是需求定律——但一个推销的人不会那样傻，在大事造势、高呼市场需求甚殷的情况下，会加进割价销售的矛盾。 炮制市场需求大的形象要把价造高。
上文提到，造价最常见于那些耐用的、购入的人可以再卖出去的物品——例如楼房与艺术收藏品。 成行成市的形象重要。 那所谓「行头窄」的物品不容易造价，因为有成本，造不过。 上文谈及地产商造势的手法，造价呢？他们喜欢先把一部分单位给有关的人士「认购」，然后选一些较佳的单位以高价卖给有关系的人，而此价也，有多少水分不公开。
最常见造价的地方是艺术品的拍卖行，因为拍卖的成交价会公告天下。 是力度不凡的宣传，虽然对拍卖深有认识的老手不难知道哪件物品牵涉到造价。 已故的艺术家的作品很少被人造价，古物更少。 我认为艺术家或其代理人在拍卖行造价是有效的。 黄金定律是：一个艺术家不能持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懂得造价的人因而一般谨慎。
我不怀疑听到的故事说有艺术家造价造足一生。 应该很少吧。 我知道的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造价的艺术家一般聪明。 他们选造之价不离谱，相当合理，主要是避免拍卖时流标，也希望增加自己作品的市价上升率，增加一点知名度。 他们喜欢以送画补贴的方法邀请顾客到拍卖行举手捧场，而重要的是，造价成功的艺术家只造一段时期，跟着不需要造，而十多年前在造价下购入他（她）们的作品的瘾君子们今天一律赚了好几倍。 有些艺术家曾经在悉心安排下造势。 拍卖行内偶尔出现的「举手党」是有趣的造势例子。 另一方面，有些艺术家造价造得很离谱，摆明是假价，观者一般心知肚明，而拍卖行对这些是没有兴趣的。
单从艺术家拍卖作品的例子看，结论是明显的。 造价有成本：拍不出去可能要付两头的佣金。 偶尔为之不会入肉伤身，而除非自己很富有，不断地频频造不是真的卖出去的高价是愚蠢的行为。 我知道的造价算得上是成功的例子，作品的确有分量，艺术家成了名后不会被认为是浪得虚名。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初时造价呢？答案是成功的造价可以把可观的收入提早获取。 我也不怀疑有些本来可以有高收入的艺术家，因为坚持反对造价，或出不起造价的成本，郁郁不得志以终。
十九世纪的法国印象派出现过两个互相认识的天才人物。 一个是梵高，一个是高庚。 记载说，梵高在生时只卖出过一幅画，整生贫困交迫，死得可怜。 高庚呢？是个商人，懂得出术。 记载说，高庚曾经匿名发表文章称赞自己的画，也有传言说他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造价。 二者皆顶级艺术天才，今天他们的画价高到天上去。 是多么可惜的事：梵高谢世后不到一年，他的画作就被市场赏识了。 我恨不得梵高的弟弟当时能替他哥哥的画作造价。
（未完待续）
（五常按：本文是《市价的性质》的第四节。）
一九七五年我从西雅图到香港渡长假时，要看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委托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购票。 该友奔跑了半天后，说上佳座位的门票销售一空，他无能为力，认为档次低的我不会有兴趣。 我早就意识到优质的座位有先满的惯性，含意着优座票价虽然比劣座的为高，但先满是显示着偏低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票价划一，顾客先到先选，于是优座先满。 我说的是座位与票价分级别，优座价较高，但先售罄。 我也察觉到当黄牛票的炒卖出现时，优座票价提升的百分率通常高于劣座的——而事实上，炒黄牛通常只炒优座之票。 座位分级别而订不同之价，其交易费用会比票价划一的安排为高，但既然票价分了级别，把优座之价再提升不会增加交易费用。 难道票房的老板不要多赚一点钱吗？
优座票价偏低这个现象可不是先由我发现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芝加哥喜欢听音乐演奏的朋友都有优座票难求的共识。 也是那时，老师阿尔钦察觉到一年一度的「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赛，最佳座位的票价因为偏低而难求。 他的解释是非牟利的运作使然。 当时芝加哥的音乐演奏也往往是非牟利性质，阿师的假说被引用到课本上去。 我认为非牟利的优座票价可能偏高：购票的人以之作为慈善捐助可以减税，票价提升有助。 我认为非牟利之说站不住脚，因为优座票价偏低在香港出现。 在香港，非牟利的行为是不容易想象的。
我当时想到的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是防止跳座。 买了廉价劣座票的人，可以开场后静静地转到优座那里去，优座票价偏低，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座位，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 一九七五年香港电影院的座位以优劣分级别，票价不同。 楼下分三级，楼上分两级。 我花了十多个晚上跑多家电影院，主要是查察在售票处很容易见到的不同座位级别的销售情况，想好了如何验证防止跳座这个假说，方法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二节谈及，这里不再说。
一九七六年，阿师退休，为他举办研讨会议的朋友求文，我花了两个晚上写好了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是反对阿师之见而动笔的。 阿师后来把该文捧到天上去，显示着大师的风度。 在该文的结尾处我是这样说的：
面对竞争时，一个人的行为往往要依靠其他竞争者的行为而定。 价格的厘定是竞争的一种回应，无疑是重要的。 但那不是唯一的回应。 所有参与合约的人可能获利——如果减低价格可以促长约束竞争的行为。 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简单而又有效地以减价的方法引进。
该文还提到其他例子，例如当时香港的茶楼在午餐时喜欢让等位的顾客站在正在进食者的旁边，使进食者吃得不舒服，早点结账（不这样处理可收较高价）。 可能最有影响力的例子，是我提到一九六八年香港置地公司的一宗官司。 该公司是香港中环的商业楼宇的最大业主，只租不卖。 在法庭陈辞中，置地公司的经理直认他们收的租金比同级的商业楼宇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a healthy queue）。 言下之意，是如果有排队等位的租客，存在的租客会较为遵守公司定下来的规则，交租金会比较准时。 置地公司是英资的，提供的商业楼宇档次高，由老外经营管理其费用比华资的高，调低租金，让「健康排队」施压于租用者是比较容易管理的。
一些行内朋友认为，《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一文触发了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 我的主旨，是出售者把价订得偏低，给购买者施压；效率工资的主旨，是购买者（雇主）把价（工资）订得偏高，给出售者（员工）施压。
效率工资理论是一个赶驴子的故事。 要驴子跑得快，我们在牠前面挂着红萝卜，在牠后面拿着棍子。 该理论说，雇用员工，把工资提升至高于可以聘请到之价，使被雇者穿得好吃得壮才工作，是萝卜。 另一方面，因为市场有其他求职的人，较高的工资求职者众，对被雇者来说是棍子的压力了。 效率工资理论被用作解释失业的现象。 因为雇主要保持萝卜与棍子，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雇主恐怕拿开了萝卜与棍子员工会散漫起来，生产力因而下降。
奇怪效率工资这个谬论可以大行其道。 考虑如下几点吧。
一、雇主提升工资员工当然高兴，但把工资下调一定有怨声。 不管什么萝卜、棍子，工资下调远比上调困难是事实，而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三章第四节解释过，时间工资只是一个委托量之价，时间本身不是产品。 解释失业这「委托」性质是重点，是效率工资以外的话题。
二、如果刊物大幅提升我的稿酬，我的文章会写得格外用心。 刊物老板会打自己的算盘，要购买哪个档次的文稿他会自作打算。 原则上，任何工资皆萝卜，而在竞争市场下，竞争的本身是压力，棍子是也。 提出萝卜与棍子是毫无新意的。
三、效率工资不仅没有提供线索指出哪部分工资是萝卜哪部分是棍子，也没有指出哪部分是高于市场工资的。 只说工资高于可以聘请到员工之价，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因为不同员工的质量千变万化，这观点永远对。 不要忘记，我提出的香港置地及座位票价的例子，其价格的偏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真有其差，但说效率工资偏高则无从观察，正如一个写手的稿酬是否偏高只有天晓得。
四、效率工资理论说经济不景，工资顽固难下，所以失业增加。 摆明互相矛盾。 萝卜与棍子的成本是为了减低监管费用。 经济不景，监管费用理应下降，工资不减，萝卜与棍子的成本代表着的监管费用是上升了。 怎么可能呢？香港置地使用的棍子可没有增加调整租金的困难。
五、二○○○年，牛津大学主将J. A. Mirrlees到香港大学讲述他研究多年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失业的关系。 我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盛行的合约是件工或基本工资加奖金或分红。 这些其他合约你的理论不管用吧。」他同意奖金或分红的合约安排他的理论不管用，但不肯定件工合约也否决了他的理论。 （当然是否决了，见拙作《收入与成本》第一章。）
经济学者不重视真实世界的市场运作，由来已久，对不同的合约安排近于一无所知。 他们喜欢坐在办公室内，以数学方程式试图解释他们想象着的世界。
（五常按：《市价的性质》的第五节是今年三月一日发表的《泡沫的阐释》，略作删改，这里不再刊登。）
去年某媒体问中国的楼市有没有泡沫，我说不知道。 他们翻出来的大字标题是：张五常说楼市没有泡沫。 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吧。 不知为不知。 最近北京推出的打击楼价政策，吵得厉害，要求我分析的四方君子无数。 知之为知之，我把自己知道的说说吧。
经过好几个月的盘算，最近北京推出打压楼价的政策是严厉的，此前我没有听过这种打法，人类历史可能没有出现过。 北京本市的最严厉，上海次之。 重庆已推出，详情我没有跟进；其他楼价上升得快的城市会接着推出，严厉程度各各不同。
征收物业税之外，阻吓力更强的，是在北京市买楼要拿出在该市工作了五年的证据（上海要拿出一定年限的工作证据，但没有具体说多久），本市的人最多限拥有两间住宅单位，外来的限一间。 住宅之外的楼宇不管。 我的理解，是以商业机构或公司购买住宅楼宇还容许，但在内地成立公司远没有香港那么容易，而租金收入要付的税及出售时楼价升值要付的税远比私人拥有为高。 我没有详细资料，一般之见，是在内地以公司的名义买楼不划算。
我没有中国城市的市内与市外的人口分布，市外包括外籍人士。 原则上，北京推出的政策可以很严重，而如果全国推行可以是灾难性。 手头上资料不足，无从肯定，一个猜测是楼市的中介公司容易纷纷关门，建筑工人容易纷纷失业。 从经济原则的角度看，北京推出的政策是违反了市场引导土地使用的规律。 另一方面，下文申述，我明白北京忧心楼价不断上升的原因，但认为有较佳的处理方法。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出自两间自由市场少林寺的叛徒！是的，我认为市价可以误导（见正在大修的《经济解释》卷三的第一章——《市价的本质》）。 市价指导资源的有效使用，老生常谈，一般对，但可以错。 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个不可能错的原则：人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积蓄要放进一些仓库去，作为财富累积。 一般而言，比较可取的仓库是房地产。 我在《经济解释》卷二《收入与成本》第四章提出的仓库理论重要，该书还有几天面市，这里顺便卖一下广告（一笑）。
中国的经济增长冠于地球，市民要把他们花不掉的钱放到哪里去呢？股市我真的不明白。 去年中国的股市表现全球最差或近于包尾。 收藏品的表现好，但好于收藏的瘾君子只是一小撮的人。 去年楼市的表现也好，而北京显然认为是太好了。
读到的言论，是北京的朋友担心楼价升得太快，因而要打压，出于两点。 其一是楼市的不断上升可能出现泡沫，一下子暴跌会是灾难。 其二是楼价的急升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穷人没有买楼，楼价上升他们无缘享受，有所不公也。
楼市泡沫及贫富分化是两个大难题，是我要分析的重点。 这里要指出的，是如果这两大难题不存在——完全不存在——北京不可能有理由打压楼市。 楼价上升是反映着财富累积的上升，如果没有泡沫，穷人也买了楼，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这假设下，打压楼市是打压财富，愚不可及，而如果这打压全面生效，经济的增长率一定会大幅下降。
假设楼市没有泡沫是假设楼价没有过高。 经济学的困难是很难判断楼价是否过高。 这是因为楼价不是现有租金或租值的折现，而是预期租值的折现。 另一方面，有些人买楼不管什么租值不租值，也不管折现不折现，只是见人买就跟着买，希望升值。 这是牛群直觉的行为，是另一种「泡沫」的原因，我会在谈借贷泡沫之后才论牛群泡沫。
目前一般市场的迹象显示，中国有通胀预期，但不严重，而北京要压制通胀的决心明显。 目前的情况，是住宅楼宇的每年租金约楼价的百分之二强，商业及工业楼宇约百分之五、六。 这样衡量，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经验比较，中国的楼价不算是高得脱了节的。
经济学的「泡沫理论」多得很，没有可靠的。 市场之价可以暴升暴跌，称之为「泡沫」可以接受，但怎样解释呢？如果经济学者真的可以解释，可以推断，他们早就发了达。 我敢打赌，经济学的泡沫大师们一般是输多赢少。
这里先谈两个很可能是北京的朋友恐惧的例子。 恐惧，因为这些例子示范着的，是楼市暴跌不仅拖跨经济整体，而且复苏不易。 其一是日本，二十四年前楼市暴跌后，到今天经济整体没有真的复苏过来。 其二是三年前的美国，其实较早，虽然时日不是那么久，楼市暴跌后复苏的困难是明显的。 先谈日本吧。
日本的楼市一九八六年底开始暴跌，之后四分一个世纪没有真的上升过。 去年六月我向一位跟进日本楼市的朋友问价，得到的数据是去年日本楼价与中国的刚好打平。 这是以美元算。 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有通胀，可见当年日本的楼价是高得多么惊人。 当年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在东京，平民老百姓睡的床，不是双层的那种，而是像抽屉，层层迭迭，要拉开来，钻进去，像把信入封似的。 那是经济雄极一时的日本，其人均收入冠天下，值得炎黄子孙羡慕吗？
日本楼市悲剧的起因，是当年严禁农产品进口，使农产品之价飞到天上去。 一九七五年在东京，我见到高档次的番茄零售五美元一只，温室葡萄一美元一粒，而大阪市中心的商业高厦之旁的小空地竟然用作农植，不可谓不奇。 禁止农产品进口有大幅提升地价之效，楼房之价因而高升。 更大的不幸，是水涨船高了，工资跟着也高。 本地的楼价与工资皆高，促使日资到外地下注或设厂。 这资金的需要促使八十年代初期起日本银行的借贷急速膨胀，到一九八六年那里的银行纷纷出事。 楼价，尤其是商业楼价，急速地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可以看为泡沫。
美国的压力不论，日本出外投资的大户重视日圆在国际上有强势，国会因而反对以通胀之法来拆解因为楼市暴跌带来的困境。 楼市暴跌是财富暴跌，依照费雪与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市民的消费永远跟着财富的升降走。 支持这理论的证据多得很。
这些年新兴的泡沫理论必定连带着货币问题，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的借贷膨胀。 从观察上看，这关系是对的，尤其是货币的借贷膨胀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局部而是全部，楼价的泡沫出现只是首当其冲的悲剧。 经验的规律说楼价的急升与泡沫性地暴跌，跟借贷膨胀有肯定的关系，但不是说经济学者有可靠的泡沫理论。 把市场暴跌作为泡沫看，到今天经济学者还是事后孔明，什么理论云云有点搞笑。
因为货币借贷膨胀得厉害而出现的市场「泡沫」对经济整体可以有广泛的不良影响，但这不是几百年前荷兰出现的郁金香危机那种泡沫。 借贷膨胀导致的楼价急升及暴跌，到今天经济学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规律是这种泡沫一定先有借贷膨胀，但借贷膨胀不一定带来市场暴跌的泡沫。 昔日国民党的经验可教。 另一个规律，是楼市或资产之价泡沫性的下跌，导致经济整体下跌后难以复苏，主要是因为有利益团体的左右，难以调整。
美国二○○八年（其实较早）出现的金融危机是另一个借贷泡沫的例子。 那里的政府希望居者有其屋，联储局鼓励低息借贷，格林斯潘说中国货进口相宜，稳定着美国物价。 不到十年美国的总借贷额上升了约三倍。 格老可没有想到，通过金融工具衍生出来的是毒资产。 二○一一年初某估计说，美国的总财富下降了约百分之三十，楼价平均下跌了约一半。 调校的困难又是利益团体的阻力：退休的反对通胀，工会对工资不让步，政府员工对工资不让步，「环保」法例也不让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楼价下跌得厉害。 上海比较高级的楼价从二万六千元一平方米下降至八千，有更为极端的例子，其他大城市的跌幅比率类同。 理由明确：朱镕基大手调控，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调控到负百分之三以下的通缩。 这样导致的楼价跌幅不能说是泡沫：政府是明知故「犯」的。 那次楼价暴跌的效果，主要是把财富再分配，经济增长持续强劲的理由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解释过了。
问题是，上海等热门城市跟着的发展，是八年间楼价上升了约六倍！会带来泡沫吗？很难说。 记得三年前，当内地的楼价从低位上升了约四倍多时，北京推出打楼政策，打了大半年终于打死，楼价下降了约四分之一，大家又嚷着要救楼。
最近一年多，内地的楼价上升强劲。 不是事后孔明：二○○九年三月二十日我发表《伯南克别无选择；温家宝大可煞掣》，预料到借贷放得太宽会带来的后果。 中国放宽银根的市场反应大约迟六个月，有了通胀预期调校回头需要一年时间，比西方的快一点，这是二十多年前弗里德曼和我研讨后得到的共识。 这次北京重锤出击的楼价上升，显然起自央行把银根放得太急、太宽，加上举世经济不利，外资跑到中国来下注。
我不懂政治，国际政治更不懂。 多年来我认为多让外资进来是好事，因为可引进知识。 我也认为外资够多对国防有助，协助节省军备费用：有谁乐意轰炸可能是自己人的房子呢？至于银根放宽得太大太久，是央行的错失，因为这错失找楼市出气是不容易自圆其说的。 我早就说过货币政策不容易用得适当，早就建议中国要改革货币制度，也多次指出人民币要转用哪种锚。 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学问，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弗里德曼，他谢世前两年知道在地球一体化的转变下，他的币量理论出现了问题，而他唯一认可的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是不幸地中了计。
回头说这次北京推出的严厉打楼政策，如果导致楼价暴跌，是明知故打的后果，非泡沫也。 我们不能排除这政策不仅打跌楼价，整个经济的增长可能受到池鱼之灾。 若如是，则见笑天下矣！
这次北京推出打压楼市的政策之前，我不担心中国会出现上文提到的跟借贷膨胀有关的泡沫，因为央行紧收银根已有好几个月，楼市的走势看不到有泡沫的先兆。 我担心的楼市泡沫是牛群直觉促成的那种。 机会不高，但存在。 牛群直觉促成的市场泡沫与货币无关：市民盲目地闯，见人买就买，一窝蜂地买，跟着是一窝蜂的沽出。 这种群起现象属牛群直觉（herd instinct）的行为，高举自由市场的弗里德曼当年也同意市场可以有这样的泡沫。
历史上，牛群直觉促成的市场泡沫的例子有昔日荷兰的郁金香，有导致牛顿输身家的南海股市泡沫，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中国的君子兰，也有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被炒高至一千七百点后，暴跌至一百二十！这些发神经的例子跟货币政策没有明显的关系，而对经济整体没有严重的不良影响。 好些历史书说荷兰的郁金香危机严重地损害了当时荷兰的经济，但五十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师Warren Scoville作过深入详尽的考查，结论是郁金香球茎发神经地大升大跌是事实，但经济危机没有出现过。 没有借贷膨胀而出现的泡沫，永远是经济整体的局部，为祸不大。
跟货币无关的市场泡沫的经济理论，起自一八七九年马歇尔出版的那本今天少人知道的小书（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Pure Theory of Domestic Value）。 这本书提出「不稳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分析，可以有爆炸性的泡沫，是从物理学借过来的玩意。 我不同意这种均衡理念，因为经济学的均衡不是真有其事，在真实世界无从观察。 这是科学方法上的话题，我在《科学说需求》一书内手起刀落，解释过了。
我认为像牛群直觉那种盲目地一窝蜂地走而导致的市场泡沫现象可以出现。 尤其是股市，我认识太多的股民根本不知股票何物，更勿论什么市盈率、资产净值之类的学问了。 见人买就买，见人赚钱就以为有钱可赚，而跟着一窝蜂地沽出可能促成泡沫现象的出现。 楼市不会像股市那么容易地促成一窝蜂的行为，因为一间房子是什么不可能不知道。 昔日荷兰的市民也知道郁金香是什么，一窝蜂地炒出泡沫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稀有品种的培植不是那么困难。
我因此认为，如果楼市出现牛群的一窝蜂，可能出现泡沫，货币政策不论，主要是起于房地产市场的讯息不足。 这样，要防止楼市出现牛群泡沫，北京要做的是规定地方政府或法定机构按时提供如下三项资料：
（一）每个地区——大区与小区——的楼房空置率是多少，要准确可靠的，每三个月公布一次。
（二）每个地区的平均月租是多少，以每平方米算，半年公布一次。
（三）每个地区的楼房新供应数量是多少，也是半年公布一次。 这数量分为三部分：甲、建成但还没有卖出的楼房数量；乙、正在兴建或计划兴建的楼房数量；丙、地区政府计划推出的新地盘，可建楼房多少。 这些数字要有地区的总楼房面积作比较，也要有交通、市场、学校等设施的忠实介绍。 这里顺便一提，中国好些地产商喜欢「造价」，即是出术提供不尽不实之价，引客入局。 这些属灰色瞒骗，北京要考虑怎样处理。
我认为只要上述的讯息数据能清楚而又肯定地公开，楼市出现牛群泡沫的机会近于零。 如果某区的土地不足，或需求很高，那么让楼价上升是上策，大升也不坏，因为楼价是人口分布的一个重要而又合乎经济原则的最佳约束。
篇幅所限，我要到下期才分析怎样处理因为楼市而出现的财富不均现象。 是大难题，我没有妙方也要说说。 误解贫富分化的人是太多了。 因为北京推出的楼市政策带来的效应可能变动得多而快，我要指出本文写于二○一一年二月二十至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