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本文是《受价与觅价》第八章《讯息费用与市场应对》的首两节。）
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好些时二者分不开——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解释过了。 有些讯息费用不是交易费用：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交易费用不存在，但可以有讯息费用：鲁兄跑到山上远眺，试图预测天气，要付代价。
经济解释或行为推断需要掌握可以观察到的有关局限转变。 一般而言，处理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远比处理生产成本的局限转变困难，而在交易费用中，处理讯息费用是最困难的了。 经过多年的探讨，我认为后者困难主要起于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往往不尽不实，牵涉到隐瞒与欺骗等行为。 讯息值钱，可以值很多钱，可靠讯息的获取可以是大投资，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要免费告诉你呢？我们要怎样衡量讯息的可靠性呢？要怎样算讯息本身的市价才对？
不久前一位朋友给我看一个乾隆时期的瓷瓶。 我细看后说是乾隆后期的珍品，是难得一见的官窑。 我可能看错，但我是依我知道的直说。 然而，如果靠买卖古瓷为生计我可能说另一番话。 我不是专家，也不怀疑一些专家可能说是民国时期的仿制品。 鉴证不容易，容易有问号，而凭什么才算是专家呢？
今天经济学盛行的讯息不对称的理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盛行。 一九七五年我到香港渡长假，行前对同事巴泽尔说要到香港考查玉石市场，因为认为这市场可以提供资料，解释为什么巴兄和我皆认为讯息不对称的理论是谬论。 后来巴兄一九七七年发表了一篇跟该理论过不去的好文章，可惜不易读。 他曾经要求我联名发表，但文章他写好了完整的初稿，我只跟他研讨过，贡献甚微，没有理由叨他一半的光。 后来我知道他为这件琐事耿耿于怀。 最近为了写这章，我要求巴兄传来他的旧作，再读，果然还是好文章，但大家分道扬镳那么多年，我今天对讯息问题的看法是换了好些角度了。
当年选择考查玉石市场，因为听到香港进口的缅甸玉石，称翡翠，首次出售时往往是原石不开，购买者要从石皮的外表猜测石内的玉质，猜错的机会高，因而有人靠幸运发达，有人猜错输清光。 把原石切开真相大白，为什么不先切开才出售呢？为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广东道的玉石市场考查了几个月。 玉石怎样看真的难学，今天我还是不懂，但得到了我要知道的细节，找到了答案，会在本章第四节详述。
考查玉石的经验让我想到从物品的角度研究讯息费用。 这种费用问题太多，太复杂，以物品为本入手应该是最容易有收获的门径了。 我选讯息费用高而又变化多的物品入手。 这就带到收藏品的研究，尤其是那些作者谢世、真伪难辨的物品。 中国开放改革以还，推土机到处操作，加上什么盗墓的，出土的文物无数。 走马看花，我考查过的讯息费用高的物品类别可真不少。 二○一○年在上海的一个收藏家协会讲话，我以《仓库理论》为题，直言自己不是任何收藏品的专家，但因为经济研究的需要，我考查过的类别多而杂，每类知一点，但包罗万有。
同学们明白吗？讯息费用高深复杂，我选择集中在以物为本的途径考查。 物品可以拿在手上，有凭有据，而我在玉石市场的考查有称意收获的经验。 更重要是我要知道市场怎样处理讯息费用，从物品的讯息入手是一个清晰的好去处。 然而，不同类别的物品市场的处理方法往往不同，所以多而杂的讯息费用高的物品我或多或少总要涉足一下。
第一篇重视讯息费用的重要文章是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 他称之为交易费用，其实主要是讯息问题：不知价，所以公司替代市场。 我把这话题带到合约选择那边去，说不是公司替代市场，而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是卷四《制度的选择》的话题了。
第二篇重要的是哈耶克一九四五年发表的《知识对社会的用途》，是哈氏的代表作，也重要。 简言之，该文说市场是把所有人的各自所知集中运用，远比计划经济的一小撮策划者知得多。 这是说，市价包含着很多人的知识，以之指导资源的使用会远比政府的策划来得可靠。 这里有两点哈氏当年没有注意。 其一是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市价可以误导。 其二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看，在某些合约安排下，政府的策划可以节省交易或讯息费用。 后者也是卷四的话题。
在哈耶克的观点上，我欣赏弗里德曼的补充。 弗老对我说：如果在一块石上可以种出美味的水果，假若这块石属公有，没有谁会种植，也不会赶着去通知政府，然而，石块私有水果会种出来。 为此我再作补充：不管拥有该石块的人怎样守秘，只要他把美味的水果在市场出售，消息会传出去，石块上可以种出水果珍品的讯息早晚会传遍天下。 一八四八年美国加州出现的寻金热，是源于一个人在某荒地拾得一金块，拿出来在酒吧炫耀，被外人秘密跟踪，地点发现了，消息传开，三十万人从远方涌至，加州就是这样发展起来。 这些不速之客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台山，「旧金山」这个名字是他们起的。
再跟着而来的关于讯息费用的重要文章是施蒂格勒一九六一年发表的《讯息经济学》。 我当时刚进研究院，有机会听到他亲自到母校解说该文。 六年后施兄成为朋友，他敏捷绝伦的思想使我震撼。 认识他之前我喜欢背诵他的文章，认为他的英语文采冠绝行内：弗里德曼几番对我这样说，到今天我还是那样看。 施兄才高八斗，学库五车，赫舒拉发认为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经济思想史的学问，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施兄。 在芝大时我还是喜欢长驻图书馆，在馆内频频遇到他。 他早就大名远播，在芝大有呼风唤雨的权力，但还是日夕不倦地为学问而追求，对当时刚出道的我有深远的影响。 提到这些，因为要让同学们知道在下述我批评施氏的讯息分析不代表我不敬重这个人。 我恨不得自己能有施蒂格勒的学者风骨，感激他对我的教诲与鼓励，也希望同学们能多读他的文章。
施蒂格勒说因为市场有讯息费用，同样的物品其市价有差异数（variance，统计学称“方差”），所以购买者会在市场找寻，而物品愈值钱，购买者付出的找寻费用会愈高。 购买贵重物品会多花时间或费用找寻当然对，但我曾经指出，市场物价的差异数是顾客找寻的结果，不是找寻的原因，施兄是本末倒置了。 市价有差异数大家都知道，但不知道这差异数为何。 如果大家知道差异数为几，此数会下降。 如果大家知道差异数中的最低价为几，在竞争下这差异数会下降为零。 如果一个人找寻开始几次碰巧遇到差异数变化大，他会多找寻，反过来他会少找寻。 这些及其他变化会带来不少博弈理论的玩意，但我的取向是问差异数的或大或少由什么决定，而市场会怎样处理——这就是我要以物品作为研究调查出发点的一个原因。 除了解释现象，我对经济学没有兴趣。
顾客会在市场找寻是事实，同样物品的市价有差异数也是事实。 每个顾客按着自己的所知，花了他们各自认为是不要再多花的找寻费用，买或是不买，市价的差异数就被决定了。 差异数的存在反映着讯息费用的存在，也反映着通过市场的运作处理来决定这差异数的大或小。
我要指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可能因为风俗习惯，更可能是因为政府法例对消费者的保护，市场的物价差异数一般没有像香港及中国内地那么大。 一九六三年，我向老师阿尔钦提出在密集竞争下有讨价还价的行为，他不相信，我要几次申述。 是的，好些市场现象在美国不是调查研究的好地方。 法例的局限可以误导讯息费用带来的现象。 我不是说消费者不应该受到保护——这类问题我没有兴趣——而是要考查讯息费用导致的行为现象，政府法例的影响愈小愈好。 我认为施蒂格勒对觅价与价格分歧的处理屡有失误，是因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被交易或讯息费用之外的法例局限扰乱了。
一九六九年我对美国的同事说要到香港研究件工合约，他们认为我的主要目的是渡假。 我没有向他们解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因为法定的最低工资够高，跟件工工资有冲突，在工会压力下，件工合约在多个行业被政府定为非法。 我们怎可以在美国调查件工合约呢？有几位美国行家发表过件工合约，但我认为他们因为不知细节而作出令人尴尬的分析。 今天的美国，在保护消费者法例的影响下，好些商店说明顾客购买了某物品后，如果能在其他商店发现同样物品价格较低，拿出证据，原先的商店会退还价差。 这样，同样物品的市价差异数会下降，但不是因为讯息费用下降了。
（未完待续）
（五常按：本文是《讯息费用与市场应对》的第三节。）
讯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是小孩子也知何解的大术语：解作每个人各自知道的讯息不同。 某些事你知得比我多，某些事我知得比你多，就是讯息不对称了。 这是以人为本作为研究分析的出发点，然后带到市场物品或生产要素那边去。 不容易有收获：以人为本跟市场物品有了分离，不容易考查讯息费用的局限转变。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观察：说讯息对称是说讯息费用的存在或不存在皆不会影响人的行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无所不知的天才，即是说讯息费用是零，我们是无从以其转变来推断或解释行为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无所知的蠢才，即是说所有人的所有讯息费用皆高不可攀，那么在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生存的适者不会被讯息费用左右着他们的行为。 如果所有的人既非天才也非蠢才，只是大家知道的每个人都一样，于是没有人会隐瞒，没有人会行骗，每个人会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成本生产，按着自己的需求购买，知识一样，学问相同，讯息有变大家一起知道——这样的世界可能是个乌托邦，但人类知识或讯息的转变只是代表着生产资源的局限有变：本章分析的讯息费用可没有变，因为那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所有人掌握着的知识或讯息一样，是没有什么讯息还需要传达的！
经济学要处理的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一种，只在社会存在，因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 然而，说过了，以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既不容易知道也不容易理解这种讯息费用起自何因。 我的取向是以物为本入手。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讯息不对称理论也有趣，牵涉到不少名重一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应该漠视。
起自阿罗一九六三年的思维，第一篇关于讯息不对称的大名文章是G. Akerlof一九七○年发表的《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 柠檬的表皮光泽可爱，但内里酸得不能入口。 这好比我们明朝的刘伯温写《卖柑者言》提到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西方的文化以柠檬代表着外表好看但其实是质量低劣的物品，购买的人容易上当或中计。
作者提出的主要例子，是旧汽车市场。 出售二手旧车，车主对车的质能是好是坏比考虑购买的人知得多，这就是讯息不对称了。 跟着的推论是：旧车市场柠檬货多，皆金玉其外，顾客一般知道，所以一般卖不起钱，于是，明知自己的旧车质能上佳的车主，除非要离乡别井，不想把珠混鱼目，不会把优质旧车混合在满是柠檬货的旧车市场以贱价出售。 另一方面，柠檬货充斥旧车市场，顾客愿意出的价可能愈弄愈低，原则上可以推到旧车市场不存在。
奇怪没有人指出，Akerlof的柠檬市场分析其实是故老相传的英国十六世纪货币观中的葛氏定律（Gresham’s law）的新版本：劣币把良币逐出市场变作劣旧车把良旧车逐出市场。 我曾经指出葛氏定律是谬论。 理由如下：虽然葛氏没有说明，但后人指出劣币驱逐良币需要劣币与良币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兑换率，否则兑换率的变动会让优、劣二币共存。 我说固定的兑换率不足够，因为在市场购物可以讨价还价，提供劣币的要付固定兑换率之外较高之价，而提供良币的则可大手压价。 这是说，不管兑换率怎样固定，市场的同样物品，使用良币与使用劣币的相对价格才是真正的良、劣二币的兑换率。 我曾对希克斯（J. Hicks）解释，如果十六世纪英国真的出现过劣币驱逐良币，那么当时的英国人一定是很蠢的。 但英国是个大智大慧的民族，所以劣币驱逐良币应该没有出现过。 正相反，良币驱逐劣币人类历史屡见不鲜。 一九四八年在广州，市场的取向是收港币，不收当年眨值得快的金圆券。 中国开放改革初期，名牌宾馆指明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 这是说在有讯息费用的市场波动下，劣币会被良币淘汰，推翻了葛氏定律。 这也是说，在物价比率上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不能成市，而货币是所有物品中对讯息费用最敏感的。
说讯息不对称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有不尽不实的困难。 细微地看，金玉其外的柠檬市场所在皆是：包装粉饰是市场的一般取向，而广告一般信不过小孩子也知道。 说旧车的车主对车的性能比顾客知得清楚是对的，而说顾客不容易相信旧车主的夸夸其谈也对——瞒骗是讯息费用不菲的一个原因。 这些行为会把旧车之价压下去，但问题是，旧车市场真的像Akerlof说的，劣质旧车会把优质旧车逐出市场吗？不会的：原则是，哪种旧车的质量的讯息费用在市价的比重上愈高，愈会先遭淘汰。 这样排列，新车会淘汰旧车，而旧车中优质的会淘汰劣质的。
观察所见，旧车市场举世皆是。 没有遭淘汰是因为旧车的市值够高。 瞒骗归瞒骗，因为提供旧车的可靠讯息有利可图，专家会出现：旧车的代理商在检查车质后，稍作修理会提供担保，而懂车的修理专材会收费提供意见。 另一方面，如果旧车卖不出去，新车卖不起价，所以汽车的制造商重视耐用与容易维修保养——即是说制造商会设计减少柠檬的酸度。
鉴证旧物的专家的出现要讲旧物值钱。 你和我家中的无数旧物，一般不值多少钱：讯息费用在比重上高，没有专家鉴证，所以没有市场。 但称得上是收藏品的旧物，例如旧书画、古瓷器之类，因为成为财富累积的仓库，很值钱，讯息费用奇高也有专家鉴证。
我们难以明白为什么Akerlof选择以人为本作为分析柠檬市场的起点——即是以买家、卖家的讯息不同出发。 如果不这样，讯息不对称理论不会那样名盛一时。 但柠檬与汽车皆物品，我会选择以物为本，从而直接地带到专家与市场应对这些方面去。 有趣的是，以人为本跟以物为本的分别，逻辑上竟然推出相反的结论。 以人为本，劣旧车把良旧车逐出市场——是葛氏定律的新版本。 以物为本则倒转过来：因为劣旧车的讯息费用在市价的比重上较高，会先遭淘汰。
其实，讯息不对称这个理念起自阿罗（K. Arrow）一九六三年发表的《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福利经济》，虽然他没有用上「不对称」这一词。 阿罗的数学天赋冠于行内，但自己少用数。 我认识他，很多时不同意他的分析，但衷心拜服这个人。 从纯理论的变化衡量，整个二十世纪只有费雪比得上他。 他是搞经济理论想象力最强的人。 是的，阿罗这个名字将会传世。
阿罗的医疗文章很长，变化多，复杂无比。 任何牵涉到保险的话题皆复杂，何况牵涉到有关人命的医疗市场。 这里我只能在阿罗提出的两项讯息不对称说几句。 其一是身体健康这回事，冷暖自知，购买保险的人比出售保险者知得清楚。 这会导致不利的选择（adverse selection），即是说出售医疗保险者遇到的顾客是偏于身体欠佳的。 效果如何，市场会怎应对是大话题，我不敢沾手，这里从略了。 但我禁不住要提出阿罗文内的一个关于中国的有趣注脚，我没有听过，不知同学们可否证实。 那是注脚三十五，写道：「很多人相信，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国人健康时给医生钱，但生病时不付。」阿罗是为了支持一个看法：医疗保险是购买健康利益，没有利益不应该支付。 但他忘记了一点：生病时不付诊金，病人岂不是死得更快？但我不能排除生病不付医生钱这个不无道理的看法，很想知道中国是否真的曾经出现过这个传统。 如果出现过，我要知道细节。
阿罗提到的跟讯息不对称有关的第二点，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不是他首先提出，但得到当时声望如日方中的阿罗下笔处理，道德风险之说就变得流行了。 道德风险是说购买了保险的人不再会那么小心谨慎，例如买了火险不会那么小心防火，甚至自己纵火来赚取保险的赔偿。 医疗保险也如是：有了保险依靠的人或会减少注重健康，或动不动找医生看病。 阿罗指出在美国，医疗保险在政府大手推行下，医疗费用是大幅上升了。 阿罗可没有说，资料显示，医疗费用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保险赔偿的打官司律师费用大幅上升，水出鱼，鱼饮水，加进了医疗收费那边去。
很不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今天也差不多——经济学者的兴趣主要是经济效率这个话题，即是帕累托条件是否被违反了。 尤其是阿罗，他对市场的运作在多种情况下不能达到帕累托至善点的看法触发了大争议。 得到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的启发，当时反对阿罗表达得最清晰的是德姆萨茨（H. Demsetz）。 一九七四年在《价格管制理论》一文中，我把交易费用推到尽，指出如果所有局限条件都算进去，违反帕累托至善点是不可能的。 更为详尽的解释可见于《收入与成本》第八章。
这里含意着的是我和行内朋友对经济学的看法有分离。 我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主旨是解释世事，是好是坏，或怎样可以改进社会民生，不应该是经济学者的责任。 经济学可以准确地推断一个政策会有什么效果，执政的人会否接纳是他们的选择。 经济学者不能改进社会，过于操心不会活得久——虽然为了贫苦人家的生活我有时发牢骚。 我同意凯恩斯批评马歇尔，说后者过于热衷做好事。 施蒂格勒也这样批评过弗里德曼。
提到价值观，因为阿罗一九六三年的大文来来去去是环绕着帕累托。 他想象力强，变化多，推理巧妙，但没有着重于医疗保险带来的多种市场变化，没有推出假说然后加以验证。 保险市场是大难题，医疗保险与医疗市场是难上加难的。 如果阿罗当年能把他的天赋集中于解释这些市场的运作，今天的经济学会有另一番景象。
阿罗之后，《柠檬市场》发表于一九七○，跟着阿罗的学生M. Spence一九七三提出讯号（signaling），萨缪尔森的学生J. Stiglitz一九七五提出过滤（screening）等热闹分析。 后二者主要用于雇主与被雇的劳力或员工市场，所以起笔就把问题放在以人为本的框框内，不容易像柠檬或旧车那样可以直接地从以物为本的角度看。 讯号与过滤二者的推理大同小异，只是前者由找寻工作的人发放讯号，后者由雇主审查过滤申请工作的人的本领讯息。 这里略谈比较热门的讯号理论吧。
聘请员工，雇主与被雇对员工的本领的所知不同——这是讯息不对称了。 申请工作的员工提供自己的履历资料，例如是某大学的毕业生，是讯号。 这讯号可能导致员工的收入分配不同，但员工的总产量不会因为这讯号而增加。 然而，争取大学毕业是成本不菲的投资，为此而作出不会提升生产力甚至可以误导的讯号，是社会的浪费。 当然，讯号理论的分析可以很复杂，但大概是这样说。
我要指出在香港及中国内地，个人的名片可以印得名头多多（西方很少见），是讯号，而我们不能排除欺骗的行为。 讯号理论说的是老实人，也可以误导，不老实的当然会给社会带来另一些「浪费」了。 多年前我知道有一个人，多富有我不知道，但出入用劳斯莱斯汽车，有穿上制服的驾驶员，也有女秘书拿着公事包亦步亦趋，据说跟别人谈生意或到银行借钱这样的排场会有较好的效果。 排场也是讯号。
这里我要推荐同学们细读巴泽尔（Y. Barzel）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关于讯息费用及一九八二年发表的关于量度费用这两篇文章（可在网上找到），其中包括了我当年对量度的看法与讯号分析的批评的一小点贡献。 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这里我要加进自己的新看法。 有两点。
第一点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讯息不对称的理论与合约理论虽然往往相连，但讯号分析只考虑时间工资合约。 如果所有生产活动皆以件工合约从事，员工提供的履历讯号无关宏旨！当然好些生产活动件工合约的交易费用过高，没有被选择，然而，因为原则上有件工合约的选择，讯号传达带来的浪费不会高于时间工资与件工工资的交易费用的差别。 另一方面，除了件工合约，雇主与被雇还有分成、分红、赏金或以个别工程算等合约的选择可以考虑，讯号误导带来的「浪费」也要以这些其他合约可以减低讯号费用来衡量。 这样考虑，会从以人为本转到以物为本那边去。
第二点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竞争市场。 一个频频被雇员讯号误导的生意老板，在竞争下会被市场淘汰，而一个妄作投资于提供讯号的求职员，也会遭市场淘汰。 大家见到投资于发讯号而遭淘汰的例子不少吧——我在上文提到的以劳斯莱斯充排场的老板，不到一年就遭淘汰了。 要是我们不管淘汰带来的「浪费」，适者生存的老板与员工的行为必会满足传统关注的帕累托至善点。
我不同意传统的帕累托观四十年了。 帕累托观是基于在不能避免的局限下达到的至善点。 假设每个人在面对的局限下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怎可以被违反了？说人自私是说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不仅包括对社会有贡献的行为，也包括瞒骗、盗窃等。 我说过，如果社会的每个人皆遵守《圣经》写下的十诫，社会会比我们生存着的富有，或大家会有较高的收入。 可惜人是人，《圣经》有十诫是为了减低交易或社会费用。 我们不能没有矛盾地假设每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而又希望每个人只作对社会有益的事。 这里我又要同学们参阅《收入与成本》的第八章了。
以人为本的讯息不对称理论没有什么解释用场。 本节起笔时说，讯息费用是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 说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不对称只不过是说有讯息费用存在，说了等于没有说。 讯息费用是一种局限，以之解释行为我们要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下这种局限会怎样转变。 这是为什么我选走以物为本的考查路向了。
（未完待续）
（五常按：本文是《讯息费用与市场应对》的第四节。）
说过了，作为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世界。 这实验室很难用。 虽然有学者尝试过，但一般而言，我们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调控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即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 经济学者难以在真实世界调校那些影响人的行为的局限条件的转变。 我们要在真实世界找到一些有趣或有启发性的局限转变，考查其他局限有没有相连的关系，推出假说，然后用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把假说验证。
考查局限转变麻烦，确定行为的转变也麻烦。 很多时，微小的现象转变不会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那样可以量度得准。 这解释了为什么统计学在经济学的用场远比自然科学来得普及。 原则上，统计学的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可以算出肉眼不容易察觉的因果关系。 问题是回归分析不可靠，容易欺人也自欺。 我花过几年时间操作这玩意，到后来还是认同一些专家朋友的话：这种统计的结果往往不可靠。 这里要解释清楚：明显清晰的因果关系是用不着以回归统计来证实的，虽然以这些技术表达较为可观，也较为容易被学报取录。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真理。 因果关系，假若微小得不容易看出来，要靠回归统计才能表达，是要想办法避免的。
这解释了为什么我喜欢找夸张的实例作为研究考查的材料。 好比四十多年前要考查租金管制带来的效果，我到香港从事。 当时租金管制很多地方都有，但管制着的租金只比市值租金低十多个百分点，不够夸张，效果如何靠统计分析容易中计。 另一方面，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租管下，香港战前旧楼的市值租金比管制着的租金高出十倍以上。 夸张的管制会导致夸张的现象，有说服力的推理验证容易多了。 该租管带来的夸张现象让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今天看有机会传世的《价格管制理论》。
以物为本考查讯息费用对行为与市场的影响，我当然选讯息费用高得夸张的例子。 一九七五年我选中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跟着到香港九龙的广东道考查——那是当时举世最大的翡翠市场了。 翡翠产品是现代之物，讯息费用奇高，后来知道古文物及古书画等的讯息费用更高，八十年代中期起转到古物的考查。 本节说玉石，下节说古物。
翡翠是独石，不是从一个石矿切出来，而是一块一块挖掘出来的石头。 在泥土中埋藏了无数个世纪，必有石皮。 独石不罕有，翡翠的石皮比较厚，一般不通透，每块从数两到数百斤不等，而以市价高低论质量这种独石的或大或小没有决定性。
翡翠独石有个性：独石无数，内里的玉质特征没有两块相同。 举个例：你随意选十块翡翠独石，每块取出二十粒同样大小的玉珠，把合共二百粒玉珠胡乱混集，一个懂翡翠的专家可以把十份二十粒玉珠分开，各归各的，跟原来的十块独石的出处吻合，不会出错。 太多的独石这样切碎后各归各地再组合会有困难，但不同的玉件是否出自同一翡翠独石专家不难判断。 有个性是翡翠值钱的其中一个原因：某女士拥有的翡翠手镯不仅好看，除非同一独石还造出其他相似的手镯，该女士拥有的是天下独有。
翡翠独石多如天上星，重量以吨数计，但指环镶着的一粒蛋面精品，以重量算其市价可以高于上佳的钻石。 跟着推下去的色泽、玉质、瑕疵等变化无数，到最低质的一粒同样大小的蛋面之价跟一个汉堡包差不多。 这超于十万倍的价格差距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谁决定的呢？说是由市场决定，那当然，但市场是凭什么作这决定呢？
一九七五年调查玉器市场时，我尝试拿着十只不同的翡翠玉镯，普通货式，找五个专家各自替我排列市值的高下。 他们的估价有差别，同一玉镯最大的差距约一倍，但十只的价值高下排列五个专家近于完全一样！这可见翡翠的个性与特征专家可以鉴别，而每个特征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市价转变，大致上专家之间互相认同。 没有专家，翡翠玉石难以成市。
同学们不妨考虑如下的观察。 美观的玉石有多种，没有哪种比得上翡翠那么值钱，虽然这些年和田白玉之价也上升得急。 和田玉的特征变化远没有翡翠那么多而复杂，讯息费用没有那么高，因而远为容易学得懂。 有些准宝石，例如玛瑙，非常漂亮，但不值多少钱。 翡翠玉石可以入色，即是玉真色假，而入色的很好看。 我看不出，赌你也看不出，但专家可以一望而知，用不着拿到什么化验室去。 因为有专家的存在，真色与假色之价相差约二百倍。
要成为翡翠专家是大投资。 这些专家通常出自家族传统，从小天天看，下过赌注，输过钱。 专家有多个层面。 最低层应该是街上的翡翠小贩，而最高的是频频赌石有斩获的人。 赌石是指购买独石原件，因为有不透的石皮，看不到石内的玉质，只凭几个小小的浅「水口」下注。 指导原石要在哪些位置开水口的人也是顶级专家，收费不菲也。
翡翠是清代中叶才从缅甸传入中国的。 但炎黄子孙有数千年的爱玉传统，从乾隆到今天的二百多年，中国的翡翠市场雄视天下。 尤其是今天，玉石之价急升，翡翠专家说赚不到钱是骗你的。
翡翠值钱是因为有专家鉴别特征与质量，而特征与质量的孰优孰劣却是市场消费者或收藏者的取舍使然。 从个别例子看，专家的推荐有影响力，但专家的判断是受到市场需求的指引。 有两点足以示范市场需求的影响力。 其一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取舍：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对翡翠的色泽喜好跟中国的有别，不同色泽的相对价格因而不同。 其二是同样在神州大地，不同年代选择有变。 论翡翠，中国人爱绿色，但我母亲那一代爱的绿是明显地比今天仕女爱的绿为深。 中国人爱翡翠通透，但我母亲那一代远没有今天那样重视通透：一种毫不通透的「绿荳青」翡翠，其相对价格我母亲那一代比今天高很多。
市场提供消费者的需求讯息，专家们把这些讯息引伸到翡翠玉石千变万化的特征去，按市场的需求把这些特征变化导致的价格变化加以厘定。 一般而言，石以黄为贵，但翡翠中国人喜欢绿，是独石之内的矿脉，不多见，而绿得适度、通透、抢眼、无瑕等合并极为稀有。 不是以稀为贵那么简单：黑色也少见，但有小黑点或略呈黑色，价必暴跌。 四十年前黄色不值钱，但今天翡翠之价大升，黄色配合得宜也有可观之价。
专家能鉴别特征的微小变化与互相认同是翡翠产品有庞大市场的主要原因。 顶级的专家不仅要讲一点天赋，日夕地操作二、三十年是惯例。 这些专家所知的远超翡翠小贩，主要是因为前者频频见到高档次的翡翠，而小贩从事多年不一定有机会拿到一件珍品细看。 专家因而有多个层面。 我在上文提到专家给玉镯估价可以相差一倍，主要是因为五个之中有四个不专于玉镯生意。 是的，玉镯、玉珠、蛋面、挂件、摆件等，专业不同对市价的判断有出入，但玉质孰高孰低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动不动十年以上的时间投资，专家知道的翡翠知识值钱。 投资要有回报。 我是专家，你不懂，为什么我要免费教你呢？有好些方面我可以免费传授，但牵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我会保留，甚至对你说假话。 你是没有生意关系的朋友，或是我的顾客，或是要供应玉石给我，又或者是行内的竞争购买翡翠原石的人，我给你的关于翡翠的讯息传达会不同。
欺骗与夸张常有，但我重视的是隐瞒的行为。 当年在广东道，议价购买翡翠玉件，价值较高的，见有别人在旁，购买者喜欢用毛巾把手掩盖着，在巾下与出售者用手指相交讨价还价，因为购买者不要让外人知道他出的价是多少。
最精彩莫如当年的翡翠原石拍卖。 原石有不通透的石皮，只有几个卖家选择磨出显露少许玉质、以蜡抛亮得美观的水口。 卖家刻意地隐瞒讯息：水口的位置是专家认为玉质表现最佳的地方。 一个水口选错，原石之价可能大跌，要不要再多开水口是卖家付钱给专家的选择。 把整块原石切开才出售会真相大白，但通常原石的卖家不会那样做，因为他认为只提供几个小水口卖价会较高。 有些人认为把原石切开会破坏其后的产品制作，但我的调查否决了这观点：任何翡翠产品都有专家，知道怎样切开才对。
与今天相比，昔日广东道的原石拍卖是小拍卖，出价与还价皆在毛巾下以手指从事，是买家的要求，因为不同的买家专于不同的玉件产品，而不同的原石有不同的产品用途，买家不要让他的知识在出价中给竞争者知道。 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有如下的描述：
「广东道的玉石原件拍卖令人叹为观止。 是四百平方呎左右的小室，中央方桌一张，没有椅子。 地上放着二、三十个篮子，每篮之内载着一至五、六件原石，每件都有小量水口。 室内有几枝吊灯，让顾客在拍卖前以灯光照射来猜测石内之质。 大约有两天的时间给顾客这样审查，拍卖时是以每篮子内所有的原石算一价。
「在拍卖官的身后有一间仅可容身的小房子，有布帘，卖主藏身其内。 一轮出价后，拍卖官转身把巾下的手伸向小房子。 布帘伸出卖主之手在巾下与拍卖官的相触。 大家不说什么，但触手的时间比较长。 拍卖官在巾下传达给卖主的讯息，是顾客所出的高价为几，不同顾客出价的差距大小，以及拍卖官认为应该卖或再作第二轮竞投的意见。 卖主的回应也在巾下传达了。 要是决定出售，拍卖官叫出价高者的名字，这价高者不能反悔。
「一般来说，如果第一轮竞投有几位高价的价格相近，第二轮竞投同一篮子是必然的。 凡起一轮重投，旧一轮的出价皆作废。 那是说，只要拍卖官没有叫你的名字，你在重投时所出之价可以低于早轮的。 第二轮的巾下出价比较慢，拍卖官常叫触手者出高一点，是有议价的性质了。 第二轮过后，拍卖官又再转身与卖主的手在巾下相触。
「在我参观过的两次上述的玉石原件拍卖中，每篮平均大约有三轮巾下触手。 任何一轮之后，一叫人名就卖出，卖出后之价是要公布的。 卖不出就把篮子搬开。 拍卖完毕后卖主请所有在场的人晚宴，是惯例。 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晚宴我鱼目混珠地吃过一次。」
今天，翡翠原石的拍卖，因为参与的人太多，再不能用以毛巾掩手之法了。 转为用填表投标，投暗标。
选择翡翠考查讯息费用是选一个夸张例子。 执到宝，因为在那复杂无比的微小变化导致的讯息费用奇高的情况下，以物为本入手让我们看清楚市场是怎样形成、怎样运作的。 翡翠品种变化多，量大，其价从高于钻石下降至与汉堡包看齐，但出现了一群大家互相认同的专家。 下节可见，古物、古书画之类可没有一致认同的专家。 效果如何是下节的话题。
讯息费用，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是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费用。 一方面，市场的竞争会减低讯息费用；另一方面，隐瞒讯息或欺骗的行为会增加讯息费用。 以翡翠为例，不隐瞒讯息专家的出现不需要那么大的知识投资。 例如把翡翠原石切开才出售，不需要看石皮猜石内之质，要成为一个顶级翡翠专家可以节省十年八载。 因为隐瞒讯息而增加的讯息投资算是浪费吗？局部看是，整体看不是。
我们要明白没有大量专家的存在不会有今天大家见到的庞大翡翠玉石市场，不会有那么多的太太小姐盛装招摇过市，也没有那么多的君子看得那么开心。 然而，没有回报不会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与精力投资于翡翠学问。 隐瞒讯息有利可图，是翡翠专家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九七五年从西雅图到香港考查翡翠市场之前，我对同事巴泽尔说有机会推出一个玉石定律（Jade Theorem）。 去年巴兄的一位朋友（John Wallis）在上海与我相聚，竟然问：玉石定律找到了没有？他们还记得，是多么尴尬的事。 今天找到了。 该定律说：需要专家鉴证的物品，自私自利的行为会增加讯息传达的费用，但没有这种费用的增加那些物品不会有贵重的市场。
（未完待续）
（五常按：本文是《讯息费用与市场应对》的第五节。）
元代画家黄公望（一二六九——一三五四）老年时画的长手卷《富春山居图》今天约值五十至一百亿元人民币吧（我以五厘折现率及看一眼的入场费算出）。 即是约值十亿美元，西方的画作拍卖从来没有相近之价，不知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拿出来拍卖值多少。 上苍有知，收入场观看费，我赌《蒙娜丽莎》斗不过《富春山居图》——炎黄子孙人多势众也。
画了三年，完工时黄公已逾八十，不可能再多画一卷同样的吧。 三百多年后的乾隆皇帝竟然收藏了两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这不奇，奇就奇在乾隆认为是真的那卷今天的专家认为是假，乾隆认为是假的那卷今天的专家认为是真。 我同意今人认为是真的那卷画得比较好，但较好是真的证据吗？今天认为是真的一六五○年被烧过，之后分为长、短两卷，但被烧过可不是真的证据。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今天的人贬低乾隆皇帝的鉴证能力。 乾隆当然可能错，但此君凡事苛求，魄力雄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家，而且他可以起用的鉴证专家无数。 我没有详细地跟进今天的专家认为乾隆把《富春山居图》看错的理由，而如果上苍作判断，我要赌的钱会押在今天的专家那一边。 这里我只是要指出鉴证艺术作品不容易达到一致的共识。
《富春山居图》只是名作中的一个例子。 王献之的《中秋帖》，怀素的《食鱼帖》，米芾的《研山铭》——皆著录无数的名作，但今天皆有鉴证名家说不是献之，不是怀素，不是米芾。 古书画当然比近代的较难鉴证，但近代的也绝不容易。 约二十年前一套十六幅的傅抱石画作在香港某拍卖行推出，有专家为文说是国宝级的真品，跟着该专家再写文章说假假都没有那么假。 我有两位深懂傅大师作品的朋友，一说是真一说是假。 当时拍卖行收回不拍。 我不懂，但纯从逻辑推理看，认为是真的机会不小：如果多如十六幅可以假得连一些专家也看不出，傅大师的画作今天不会那么值钱。 齐白石的画比较容易假，也很值钱，可能因为齐老写的字难假。 我因而推理，买齐老的画不要选字数少的。 两年前某君出版一本自己收藏的林风眠画作的结集，有多张，大部分不是精品。 两位专家说大部分是假，也有懂的说全部是真。 我不是专家，但认为全部是真。
这些及无数其他类同的例子证实我要再说的观察：艺术收藏品的或真或假不容易有一致认同的专家。 西方的画作比较容易，因为油彩有厚度，一个作者的笔触比较容易鉴别，而他们的艺术发展时日比较短，也较为重视整理作品与存案。 另一方面，上节提到的翡翠玉石专家对孰真孰假的判断很一致，对玉质的高下排列也很一致，虽然在市价的判断上专家之间可有相当大的差别。 中国的艺术收藏传统以真、精、新排列重要性，其实那所谓「精」也是说「真」，因为一个作者的精品比较难假。
为什么艺术品的专家鉴证会远比变化复杂的翡翠来得困难呢？我想到两个原因。 其一是鉴证人为之物一般比鉴证天然之物困难。 艺术作品的价值主要是作者的思考与手艺，但翡翠的价值主要是天然的石头。 人为之物远为容易复制，因而远为容易假冒。 其二，任何需要专家鉴证的物品，善于其道者一定要看得多，最好是能亲自买卖或收藏，赚钱或亏蚀皆会对物品有较为深入的体会。 翡翠玉石无数，市场成交也无数。 然而，大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尤其是属于某一作者的，不容易多见，更勿论亲自买卖了。 这些日子艺术品在神州大地的拍卖市场升得急，主理拍卖生意的要提供鉴证——虽然次等拍卖行出售的很多是假。 也是这些日子，拍卖行业的一般意识，是求物品易，求鉴证专家难。
因为艺术收藏品难有一致性的专家认同，购买这些物品的真伪之辨只能是一个概率上的选择。 称得上是精品的比较难假冒，所以在大市上升时精品之价升得比较多，大市下降时精品之价跌得比较少。 这样，假以时日，同一作者同样大小的作品，精品与一般之作相比，前者的相对价格会上升。 这规律好些收藏老手知道，加上市场有竞争，投资的利息成本不菲，除非遇上这些年中国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初入门的要收藏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利息率是很困难的事。 学习是漫长的过程，不容易，但有趣。 经济不论，幸运不算，投资于艺术收藏赚的是讯息费用的工夫钱。
是真是假的概率不一定对，所以市场出现了其他准则的协助。 例如作品有没有著录是重要的考虑，而著录是何方神圣，出版的日期是否够老等，市场皆重视。 以国画或书法而论，收藏家或鉴赏家的印章称得上是专家的可以背得出来。 虽然电脑可以容易地复制印章，但今天懂的可以辨别，而印泥颜色的考究也是一门学问。 因为是真是假的概率可变，用心的收藏家会花时间去考虑资料，希望在市场购得他人不知道证据的作品，或增加自己拥有的作品的证据。
来源重要，这方面西方比中国远为有系统地处理。 名堂也重要：是谁收藏过或今天是谁放出来。 最有说服力的名堂效应可能是清代的瓷器。 一家在欧洲称为什么堂的瓷器收藏，其价高出同样水平的很多。 可能我知得太少，认为鉴证旧瓷器没有鉴证旧书画那么困难，但从名堂效应作判断，旧瓷器的鉴证是比旧书画困难的。
我有一个不严谨的观察：愈是初级的鉴证家愈会偏于说一件艺术作品是假。 如果这观察是对的话，可不是因为说假、假、假会提升自己的身价，而是说假的代价比较小。 说是真，人家依你说的买下来后，发现是假，你的声名代价会下降很多。 说是假，害得人家走了宝，你是不用付多少代价的。
这就带到今天收藏市场中最热门的名堂：拍卖行。 次等的不说，大有名堂的无疑给问津者有提供「真品」的讯息，虽然孰真孰假常有争议，而今天的拍卖行一般不敢保证。 另一方面，有疑问的作品也往往拍卖——可以肯定的是太少了。 拍卖行的专家有他们的专业水平，但免不了也有问号。 他们自己很少收藏，也不是专于某时期或某作者。 大师如吴冠中曾经几次看错了自己的画，何况我们没有听过拍卖行有吴冠中专家。 经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从个别作者的角度衡量，拍卖行之外的收藏家往往比有一般性的专业鉴证家高明。
艺术品拍卖是公开举手的。 这跟翡翠原石下暗标或在巾下以手指出价不同。 有趣的问题是明拍与暗拍这二者哪方会带来较高的成交价。 答案是清楚的：虽然有时明拍价高，有时暗拍价高，但选择明或暗的最终权力是在出售者的手上，所以一般而言，哪种拍法被选中是成交价较高的。
翡翠原石拍卖，物主只在石皮上开几个浅而小的水口，由专家选择最佳玉质的示范位置。 主要的买家要求暗拍是为了保护他们苦学多年看皮赌石的知识。 这要求物主接受，因为一般而言愿意出高价的人对该原石的产品市场有专业认识。 倒过来，代理众多艺术品出售者的拍卖行要买家举手明拍，是希望后者能集中表达拍卖行之外的众多收藏家的知识。 因为这些知识的集中，一件艺术品的拍卖成交价往往高出估价多倍。 是的，艺术品拍卖，举手的人是谁或是代表着哪位买家不少人知道。 有些初入门的人会跟着朋友说是大收藏家的举手。
瞒骗的行为当然存在，一般没有趣味，不好说。 拍卖行的声誉值钱，属下的职员混水摸鱼常有，中、外皆然，也不好说。 但造价的行为是要分析一下的。 公开拍卖鼓励造价，因为拍卖的成交价不仅会公布，而且传遍天下。 这公布之价不一定是真的。 价高是不凡的象征，造不实的高价对好几方面的人有好处。 在几种情况下造价的行为会出现，这里要谈的是艺术品的作者刻意地把自己作品的拍卖成交价造高。 要付的两头佣金加起来约下锤价百分之二十。 有时请朋友把价叫上去，其实是自己间接地买回来；有时预先约好买家，暗地里答应会附送些什么。 算是欺骗的行为，但下文解释，算不上是不道德。 是的，今天不少朋友恨不得二十年前曾协助艺术家造价。
西方的艺术市场也有造价的行为，可能比中国为早。 十九世纪，两大绘画天才——梵高与高庚——就有不造与造的比对。 梵高不为自己的画作造价，平生只出售过一幅画，整生贫困；记载说高庚有造，也怀疑他喜欢用别名写文章称赞自己的画。 二十多年来，中国画家的收入上升得快，其中有造与不造价的。 造的不公布，但不是大秘密。
这里的有趣问题，是造价会否增加一个艺术家的财富呢？答案是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造价失败可以是灾难。 有家境富裕的造价造足整生也没有什么作为。 长远地看，市场对艺术品的判断很少出错。 足以传世的艺术作品早晚在市场有可观的真价，但像梵高的作品那样，要等到死后一年才有人抢着要，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成功的造价行为是协助基本上在市场有可为的艺术家提早增加收入，因而增加财富。 我也认为有些很不俗的艺术家，因为不造价永远在市场消失。 造价因而可以挽救这些不足以传世但应该有可观收入的准天才。 问题是造价要成功可能要不断地造一段日子，成本不菲，而最头痛是不知造哪个价才对。 把价造得太高，吸引不到买家，减价带来的形象是艺术家的大忌。 把价造得太低，要加价很困难。 原则上，一个有真实本领可以打进市场的艺术家，造价可以协助提早入市，但选错了价会是灾难。
在讯息费用奇高的艺术收藏市场，造价的行为是作者对收藏者说：你们看看这边吧——我是天才，你们怎可以不知道呢？从负面看造价是欺骗的行为，但从正面看作者是意图减低市场的讯息费用。 中国诗人中天赋最高的李白也有造价之嫌。 在《与韩荆州书》中他写道：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未完待续）
（本文是《讯息费用与市场应对》的最后第六节。）
讨价还价是觅价，绝对是。 买者觅，卖者也觅。 既然是觅价，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必然向右下倾斜。 受价行为是指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无从觅价，不能不受。
购买或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需求定律——说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怎可以自圆其说呢﹖传统的解释，是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无数购买者的个别需求曲线向右横加的组合——即是每价加个别购买者的需求量。 这样加起来的市场需求曲线当然也向右下倾斜。 然而，市场有无数个出售者，每个只占市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把这向右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的一小点放大，横向拉开，就变为平线一条了——永远不会绝对是平，但近于平。 于是，只要我们不吹毛求疵，个别出售或供应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所以不能不受价。
上述的受价解释经济学接受了不止百年了。 基本上我不同意，但或明或暗地我的《经济解释》写到这里还是接受着这传统之见。 我是刻意地等到这里（卷三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才提出异议。 太早提出同学们会读得天旋地转。 重要的一点是真实世界的确有受价这回事，即是一个出售物品的人不能自己订与众不同之价而在市场生存——他要接受被市场决定了的价，否则会遭淘汰。 真有受价这回事，也即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这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平线。 我不同意的是传统对这平线的解释。 在《经济解释》写到这里之前，这点相当重要的不同意对我的分析完全没有影响，所以接受传统的「平线」解释不会误导同学。 然而，这里要分析的是在激烈的竞争市场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即是出现觅价——传统的平线解释就不中用了。
我是个十分尊重传统的人，从来没有为了标奇立异而创新。 然而，虽然从前辈的论著学得很多，我认为经济学的传统不重视解释行为，对现象的细节知得不多，也往往指鹿为马。 我在经济学的兴趣只是解释现象，别无其他。 面对自己知道的现象细节，认为死死板板的经济学解释不了。 我不能更改现象，只能修改理论与概念。 是不容易的琐碎工种，一点一滴地修改，今天回顾逾半个世纪，也感到自己在一门学问上可以做到的差不多了。 科学永远可以改进，也需要永远地这样做。 我把自己走过的路写下来，清楚的，同学们可以选择继续走下去，也可以选走自己的。
处理竞争市场与觅价行为的并存，我对受价——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的解释是市场的集中。 多个的需求者与供应者集中于一室之内，或通过电讯把讯息集中起来，大家各自见价购入或见价沽出。 人数不用很多，总成交量也不需要很大，但二者要足够地使个别的买或卖不影响市价。 这是期货或股票市场的一般情况。 价可以波动，但如醉酒步行（random walk），即是没有谁可以肯定下一个价会向哪方走。 是的，说受价，醉酒步行可以作为平线看，这样，个别购买者或出售者只是看着市价来决定买入或沽出。 我在第二章指出，期货市场是最清晰的受价市场。
现在让我转到一间出售黄金的店子。 这店子不代表整个金市，面对的顾客不集中，通常只一个。 这顾客对金的需求曲线本来向右下倾斜，但因为金有期市，其价为何该店子或会以告示说明，或顾客可以方便地打开报章一看，知道不可以讨价还价，买还是不买只看着价来决定，而购买多少是按着他的需求。 换言之，买金的顾客的需求曲线是按着金价为平线，到了他要购买之量以外才向右下倾斜。 店子老板面对这顾客的需求曲线，即是顾客按该价购买的量那部分，也是平线。 不是由一条向右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的一点向横拉开至近于平——不用拉，绝对是平，因为价是平线。
让我再解释一次。 我提出的集中市场是把瓦尔拉斯（L. Walras）的免费拍卖官转为事实看。 瓦氏之见，是无数的购买与供应者表达着他们对某物品在不同价格下的供或求，一个义务的拍卖官整理供求相方表达着的意欲，找到一个可以清货的市价就是均衡点了。 我说的期货是一个集中市场，免费的拍卖官由多个庄家替代。 跟瓦氏有别，这集中市场的交易费用不是零，因为庄家的服务不是免费的。 他们的收入一方面从出售价与购入价的差距获取，另一方面他们掌握着买卖双方的落单资料，可以私下沽出或购入而获利。 庄家的收入是在他们互相竞争下决定的。
买价与卖价有差别不会左右受价的行为：上述的情况是二者皆平线。 这里的关键是从以物为本的角度看，可成期市的物品只限于品类不多的质量有严格量度准则的二、三十种。 这关键我在第二章解释过了。 回头再说出售黄金的小店子，老板与顾客单对单地交易，什么都可以谈，只是价格由集中的期货市场决定了，其变动也跟着期市变，是没有空间可以讨价还价的。 这是受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见的市场顾客与出售者的交易是没有期货那种厘定了买卖双方不能不接受的成交价。 出售者面对购买者的个别需求曲线因而向右下倾斜，于是要觅价，买卖双方皆觅。 这样，在好些情况下讨价还价的行为会出现。
我曾经提及，经济学传统说的垄断或专利，是指一个出售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 然而，这里分析的竞争市场，不是什么垄断或专利物品，只是因为没有庄家集中处理，没有一个预先决定了的价，出售者面对一个购买者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面对不同购买者也如是，这竞争出售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当然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了。 重点是有讯息费用存在，尤其是物品质量的讯息与其他出售者的售价讯息，顾客知得不足够，半点与众不同的特征也没有的物品也可能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 事实上，出售同样物品的小店子往往彼此相连，竞争激烈，但出售者与购买者互相觅价，开头的叫价与最后的成交价可以相差几倍！
没有疑问，这种在激烈竞争下的觅价行为起于出售者面对的顾客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推上去，不像黄金那样，这曲线倾斜起于没有一个集中的市场预先决定了一个买、卖相方不能不接受的价。 理由明显：物品质量的讯息不足与市场没有庄家清货带来的不知价的讯息困难，顾客要觅价，而这觅价的简单方法是先出低价，投石问路。 顾客觅价，出售者衡量一下顾客的来头，也觅顾客愿意出的最高价。
这里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推理：一个顾客的讯息费用愈低，或这顾客的时间成本愈低，在上述觅价的情况下，他的需求曲线的倾斜度会较小，也即是说他的需求弹性系数会较高。 这观点支持传统的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的假说。 我不反对，但认为是次等货色。 在第七章第二节我指出，以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容易找到反证的例子，而我提出的以讯息费用及资源空置来解释价格分歧，不容易找到反证。 既然引进了讯息费用，我们不再需要考虑需求弹性系数。 再者，弹性系数难以观察，事前更难猜测，但从以物为本看讯息费用的或高或低是不难排列的。
这里要补一个注脚。 如果上述的讯息费用够低，市场的传言会促成买卖双方一起认同的价，而价有变大家知道得快。 这是另一种集中市场，不需要有很多的出售者及购买者，也不需要有期货市场的庄家专业清货。 农产品在很多乡镇市场出现这种大家随时知价的情况，在神州大地应该有悠久的历史了。 常见的农产品一般可以，某些金属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还没有期市引导的香港也可以，但制造品期市也无能为力。 只要大家知价而又认同，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 传统提供的需求平线解释怎样看也不对。 这传统漠视讯息费用，更没有从以物为本的角度看交易或讯息费用带来的现象。
我为在激烈竞争下制造品出现讨价还价行为的解释想了很长的时日，十多年前找到大致上可取的答案。 这次重写《经济解释》，在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有了深入的体会，提出了挤迫效应，让我以讯息费用及资源空置这二者的合并，给价格分歧作了一个圆满的解释。 讨价还价的解释就变得远为清楚了。 讨价还价带来的效果是同样物品不同顾客付不同的价，是价格分歧。
让我假设有多间小店子一起零售相同或很相近的物品，每店按期付租金，有两三个销售员工，而购进物品所有店子皆付同样的批发价。 购进的物品卖不出可以退货，付出的批发价因而是直接成本。 租金是上头成本，而员工的工资在空闲时属灰色地带，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 这样，在员工闲置的情况下，物品的零售价只高于入货的直接成本少许，小店子偏于出售，但收那么低的价这小店不够交租及发工资，所以要可收尽收，价当然愈高愈好——这是争取租值的方法。 在竞争下生存，众多店子的平均售价要足以弥补货价、工资、租金等成本，但在竞争下店子的平均售价不会高出足以生存的平均价多少的。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一九六四年困扰着老师阿尔钦和我的。 我们问：如果在相同的多家店子中有一家的老板选择一个可以生存的平均价，决定打死也不减，其他的店子会为了生存而跟着同样施行不二价吗？后来我想到的答案是不会的：因为如果有闲置员工存在，先被市场淘汰的会是打死也不减价的店子。
想想吧。 零售行业，店子一时水尽鹅飞，一时挤迫爆满，而不同的店子可有不同的冷热。 你实行不二价，其他有员工闲置的竞争店子会把价减至低于你的，而只要生意够多，生存没有问题。 这样，生意好时大家好，生意不好时你独自凄凉，怎会不先遭淘汰呢？
另一个关键是讯息费用存在，顾客无从肯定物品质量及市价为何。 因为价高通常代表着质量高，出售者偏于夸张地先开高价，希望偶尔碰中一些不知就里的。 这样，同样足以生存的平均成交价，其变差数（即方差，variance）会上升。 一般而言，讯息费用愈高成交价的变差数愈大。 市场的观察支持这点：名牌皮包、手表之类，从百分率看，讨价还价的空间一般远比冒牌货为小；游客多的市场会有较大的成交价变差数；凡是顾客需要重复购买之物，讯息费用比较低。 在深圳有多间店子比比相连的文具中心与电子用品中心，同样物品的成交价变差数远比卖冒牌货的为低。
还有两个规律。 其一是以上述的竞争店子为例，生意兴旺时物品成交价的变差数会下降。 这是因为挤迫使边际成本变得明确：流失甲顾客是招待乙顾客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上升。 其二是生意兴旺时，出售者的开价不是较高，而是较低。 理由也是边际成本变得明确，速战速决需要开较低的价。
不是凡有不菲的讯息费用及闲置员工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 到餐馆进食，顾客看着餐牌价叫菜，不议价，因为压价可使送来的食品减量。 订婚礼酒席有议价的行为，但跟餐馆订出的价差别不大。 这也是因为食品还没有产出，大手压价对后来产出的食品会有不良影响。
在大商场或百货公司之内购物，久不久有折价的现象，但通常不讨价还价。 这是因为老板不在现场，同样物品容许讨价还价，带来的成交价有变差数，会鼓励销售员出术，「落格」也。
有趣的是在香港某些档次不低的商店，就是在大商场之内的，只要老板或其亲属在场，讨价还价的行为往往出现。 说有趣，因为这些商店老板之外有多个销售员，分头作战，各自跟顾客讨价还价。 他们的设计是在物品上用线挂着一个小纸牌。 纸牌的一面写上物品的销售价，其实是该物品的开价。 纸牌的另一面写着几个顾客读不成理的中文字。 这几个字是从一首耳熟能详的五言或五律诗的两句抽出来的，每个字代表一个数字。 例如诗云「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小纸牌的一面写着「随下归」就是说八百五十元了。 这代表着最低的出售价，顾客不知道，但三十多年我跟一位老板赌猜得中，胜了。 我很佩服这些商店的销售员。 一个陌生客进门，只几秒钟销售员会知道此客是否意图购物，应酬几句知道该客是哪一类，价应减多少有了打算。 有导游带顾客进店是另一回事。 导游把两个指头轻轻地按在柜枱上，是说他要分成交价的两成，销售员要打进售价去。 导游知道他带着的游客是哪种人物，我见过一位导游把整个手掌放在柜枱上。
讯息费用导致讨价还价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增加了交易费用。 如果所有销售同样物品的商店一律不二价，交易费用的节省可使几方面得益。 我认为这是某些名牌商品的厂商或批发商试图管制零售价的原因。 一九六○年芝加哥的Lester Telser发表的关于厂商管制零售价的文章，老师阿尔钦和我皆认为是精彩之作，但不同意。 Telser之见，厂商管制零售，不准低于某价出售，是希望能藉此强迫销售员多花时间示范产品的优越性。 该文逻辑严谨，考虑到厂商有多方面的选择，佳作也。
然而，上佳之见不一定对。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香港的名牌手表管制零售价，但手表是没有什么需要销售员多花时间示范的——跟Telser提出的吸尘机例子不同也。 零售价管不容易，香港的名表批发推出这种管制经不起时日的蹂躏。 虽然今天还有管制零售折头的名表，但商店的职员可有较大的折头。 像我这样的顾客会托职员购买。
名牌手表是有垄断性的物品，觅价理所当然，但物品相同的竞争市场出现讨价还价则要靠讯息费用与资源空置来解释了。
（本章完，卷三也完。 本章有三个附录：类聚定律、欺骗定律、收藏第一定律——皆与讯息费用有关，是发表过的散文，这里不再登。 卷四《制度的选择》是最后一卷，也打算从头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