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经济解释》全四卷要合并出精装收藏本，本文是收藏本序言的。）
「经济解释」一词在百度的中文世界出现过一百一十万次。 是「精算」，即是那四个字要一起相连才算。 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术语中，此词出现的频率是遥遥领前了。 鱼沫吹秦桥，老人家大声疾呼了多年终于见到一点效果。
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图华大提出Economic Explanation这个书名，同事们一致说好。 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经济日报》以该名写书，直译为《经济解释》。 写了十二期，母亲病倒，停笔，二○○○年初续笔，写了两年，得三卷，因为事忙写得不称意。 二○○九年底再写，四年多后得四卷，字数多了一倍——这次是称意了。
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但为了创作一个人有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 说要满足科斯的一厢情愿，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可能只是托词。 感受上，彷佛要尝试一下，自己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学术作品究意是怎么样的。 《经济解释》全四卷，这里合并出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济是老人的学问，从事者可以写到很老。 然而，到七十八岁才写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应该是个纪录。 熟知我的经济论著而又懂中文的朋友，一致认为这四卷《经济解释》是我最重要的学术作品。 他们又说这作品超越了古人。 我的回应，是经济思想究竟有多重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不会活那么久。 历史无情，思想不是实物，要传世十年八载也艰难。 经济思想的传世机会比不上画作因为后者是值钱的实物，比不上小说或音乐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喜欢听同样的故事或曲调，比不上李白或苏东坡因为经济学者没有他们的文采。 有创意而又有用途的足以传世的思想很难遇上。
话得说回来，如果一个经济学者希望自己的思想传世，他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遇上的更有利的时代与更有利的地方。 斯密的《国富论》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该革命惹来贫富分化；凯恩斯的《通论》写于举世经济大萧条。 然而，从人类历史看天下大势，这三段时期皆比不上中国开放改革那么重要。
时来风送滕王阁，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改革发展，该年写下自己第一篇给同胞们读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中语文章。 从那时到今天，跟进中国的发展我没有中断过，用中文下笔写了几百万字。 从来不敢说我对国家有什么影响，但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我的经济思想是肯定的。 比西方的同事多看了一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经改初期，新奇古怪的现象天天有，每隔几天思如泉涌。 这些不断的冲击使我为修改经济理论与概念的细节天天到处跑。 不知就里的朋友说我放弃了学术，但结果是这本厚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
如果要我举出一个对我的经济思想影响最深远的人，那是非老师阿尔钦（Armen A. Alchian）莫属了。 是阿师的教诲，一九六四年我蓦然惊觉，除了解释现象或行为，经济学的整体没有其他好去处。 阿师看世界永远像小孩子那样看，对琐碎事物的提问永远本着小孩子的好奇心，提出的问题永远是浅得像一个脑子没有发育得好的人。 我是因为答不出他的浅问题而知道做学问要从最简单的层面入手，然后一层一层地加上变化。
当年洛杉矶加大每年只有两个学期，我重复地听了阿尔钦七期。 他从来不用讲稿，不分题材，极少在黑板上画些什么，只是行来行去地自言自语。 只有一次他给同学们看一纸残破不堪的读物表，但几分钟后叫同学们不要读。 每有同学问及某名家的大文时，他喜欢回应：你相信他说的吗？
是我之幸，聆听阿师之课时我已经选修了研究院教的所有理论课程，技术性的，成绩冠于同窗。 我是因为听不懂阿师的「浅说」而知道学问的真谛是另一回事。
想当年，在加大苦学之际，那里的经济系是最强的时期；后来一九六七年到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又是该校经济系的最强时期。 我不是个懂得尊师重道的人，但这两家大学的大师都喜欢教我。 没有其他学子，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外国去的，曾经有像我那么幸运的学经济的际遇。 跟大师交往而学习与读他们的作品是两回事：前者我可以远为容易地学得他们怎样想。 科斯曾经说我吸收了多位大师的思考、推理方法，不是仿效，而是占为己有。 科斯又说我也学会了他的思考方法。 就是历来少写文章的戴维德的思考方法我也学会了不少。
往事依稀。 记得在加大时，某晚旁听赫舒拉发的课，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旁听了我那么多个学期，难道我的经济学你还没有学会吗？」我回应：「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写下的文章学会了。 不断地听你的课是要知道你怎样想。」赫师显得很高兴。
可以这样说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对古典与新古典的多家论著不仅读得熟，更为重要是得到多位大师的指导，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不足处也有了相当的体会。 好比私下间从几位大师听到传统的公司理论一无是处，有时简直破口大骂，但在课堂上他们不会那样说。 这样的学习经历，加上一九六九年回港渡假时发觉自己学得的，对很多琐碎现象没有满意的解释，我于是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专注于在基础的理论与概念上作修改与加上变化。
这里要顺便一提。 不少人认为我在经济学上的创意超凡，应该不对。 我的所谓「原创」思想大部分是从师友的闲谈中「偷」回来的，虽然喜欢感谢来源，但往往感谢不了那么多。 可幸的是，师友们没有一个介意我「盗」用他们的思想而大事发挥。 我不是个先知先觉的人，但后知后觉得快，可以在几分钟内推到很多没有人想过的地方。 可能因为有这种胡思乱想的本领，当年的师友喜欢跟我研讨。
一九六九年起我不再读他家之作。 这行为八二年回港任教后多受批评，反映着中、西为学之道有别。 在此之前的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泽尔等人知道我选择不读不仅同意，且往往鼓励。 他们知道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认为我是个可以全面革新该传统的人选。 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书永远读之无尽，求学有读书的时候，也有思想的时候，思想时可以不读最好不读。 市场与非市场的不容易解释的琐碎现象无数，我要多到真实世界观察才可以把学会了的有无数问号的理论修改。 我也察觉到虽然科斯因为解通了「外部性」的密码而名扬天下，但事前他没有听过外部性这回事！再者，以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为例，要是读过前人之说我不会想出自己的分析。
一九六九是四十五年前，那么久还在经济学打转的行内朋友中，读他家之作最少的应该是我：基本上我一概不读。 这不是说我不知道经济学发生着些什么事。 美国的朋友常有联系，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总要知会一下。
于今回顾，西方经济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些问题。 那时经济学的教职市场在美国大热，工作极为易找。 好比一九六五年我还没有动笔写博士论文就有几家大学争着要。 然而，在同一时期，数学与统计等科目没有教职市场，博士因而不值钱。 但数学在硕士或博士后转攻经济，易过借火，只两年可拿得一份经济学助理教授之职。 这导致数学家与统计学家转攻经济的人数急升。
说实话，不管是何等天才，两年学经济是不够的。 经济学的公理或定律或函数关系容易写进方程式去，但概念的掌握与理论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 在这个时期我见到马歇尔、鲁宾逊夫人、费雪等大师的经典论著没有人读，在课程的读物表上消失了。 这些重要作品的内容被简化，以一些几何图表及简单的方程式处理，就算是教了。 当年我认为那样简化马歇尔及费雪绝对是灾难。 这些前辈的论著博大湛深，场面广阔，就是他们错的地方也教我们很多。
这里有一个原则同学们要记住：不重要的学术作品大可不读，但重要的要反复重读，读多遍。 不要相信重要作品的简化阐释，因为作者究竟怎样想我们不可能从简化的阐释中学到。 学经济，跟学任何推理性的学问一样，主要是学怎样想。 同学可能是天才，但不懂得怎样想天才等同废物。 思想的法门是需要学的。 没有机会像我当年那样屡遇高人，反复重读他们的原作是可取的替代。
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越战，对美国的学术发展是更大的灾难了。 那时美国用征兵制，无端端地强迫青年放弃求学而到越南受苦，反对者当然无数。 这带起不少美国的年轻人反对权势或反对权威的意识。 不少大学的助理教授见大教授们的话事权与薪酬比他们高，而他们没有「终生雇用合约」，纷纷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 他们问：「你们这些老头子连简单的方程式也不懂，怎么有权管我？」
以数文章多少、论学报高下为升职的准则是从那时搞起来的。 这发展对经济学的祸害比其他学系为甚，因为懂得用数学方程式的远为容易发表经济学的文章。 不是说数学于经济没有用处，但思想内容减少是一般的代价。 我亲眼见到这个无聊的算文章多少的准则在八十年代后期引进香港，再十年进入了中国内地。 是的，像戴维德那样的高人，在今天的香港及中国内地不可能找到教职！
回头说老师阿尔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起他的思想路线跟我的开始分离。 不是大家对世事的兴趣有别，而是处理的方法在一个重点上是分离了。
事缘一九六八年阿师造访芝大，我也在那里，师徒相得甚欢。 某天共进午膳，我向他提出两个人一起抬石头下山的例子，二者皆要把重量推到对方去，是卸责的行为，不知在均衡点上二人合共抬石的重量怎样决定。 跟着一九六九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其中再提及卸责（shirking），从而引进监管或交易费用。 该文得到戴维德的赞赏，在行内有影响，但我自己不满意，因为「卸责」无从观察，难以推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后来决定不再用。
过了几年，阿师与德姆塞茨合著了一篇解释公司为何出现的文章，以「卸责」为主调。 该文数易其稿，每次阿师都寄给我作建议。 他知道我的立场，但卸责这个主调他不愿意改。 阿、德二师的大文一九七二年在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发表，大红大紫，后来成为该学报历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
「卸责」这个火头扩散得快，带来了恐吓、勒索、敲榨等与卸责异曲同工的、在观察上无从确定的行为来解释世事，而一九七五年威廉姆森出版了他的《市场与等级》，以「机会主义」作主题，写了一部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字典，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无从验证。 把数学方程式引进这不幸发展，结果是六十年代中期消逝了的博弈理论，八十年代初期大事卷土重来。 博弈理论也有道理，但因为无从验证，没有实证科学的解释力。
二○一三年二月阿尔钦谢世后，一位朋友告诉我，老师谢世前几年认为他与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错了的。 害死人，为什么他不早点这样说呢？他的「卸责」合作者德姆塞茨历来对解释现象没有兴趣。 但阿师重视解释，重视假说验证。 看不到则验不着，卸责、勒索等行为不能说是没有，但我们怎可以从观察上证实这些行为的存在与变化呢？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对「勒索」分析破口大骂，科斯在场，事后劝我客气一点。 我不再说，走自己的路。
今天回顾，我认为上述的不幸发展是源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处理过于困难。 没有交易费用当然不会有卸责或勒索，机会主义想也不用想。 但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极难处理，行为无从观察的术语就不断地出现了。 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也转到博弈理论那边去。 百多年来，或在近代历史中，人类互相残杀、自取灭亡的倾向明显，这跟斯密昔日提出的人类自私可使社会得益有着颇大的分离。 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毁灭人类，我们要怎样处理二百多年前斯密忽略了的不幸发展呢？
我没有那么广阔的视野，以经济理论解释人类自取灭亡的行为，因为牵涉到的国际政治局限是在我所学之外了。 但我认为，与其用博弈理论或机会主义来解释我们日常见到的新古典经济学无从处理的现象，引进交易（包括制度或讯息）费用是可以走得通的路。 不容易，但原则上交易费用可以量度，可以观察其变，可以验证的假说因而推得出来。
这里的困难，是经济学者不容易——基本上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猜测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会是怎么样。 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他们要不断地到街头巷尾跑，重视现象的细节，然后在这些细节的转变中找寻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微小变化，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困难吗？那当然，但我自己的经验，是在真实世界跑得多，琐碎的现象见得惯，久不久灵机一转，关于交易费用转变的规律会浮现出来，跟着以假说解释现象得心应手，自己有很大的痛快、满足感。 在《经济解释》中我写下了很多示范例子，不是博弈理论那种故事虚构，而是世界的实例。
解释威力之外，我选走的经济解释的路有一个少人注意的要点。 那是在推理的结构上我完全保持着斯密的古典与马歇尔的新古典传统。 把他们的分析修改了很多，也补充了不少，但基本上我的思想范畴还是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 即是说，我坚守着传统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约束这三项原则，加上变化、补充与修改，但基本上是把这三个原则加强了。
我不由得想起一九六七年阿尔钦给我的论文《佃农理论》的评价。 他说：「不要沾沾自喜。 你的佃农分析全部是传统的，半点新意也没有，只是你对这传统的掌握比此前分析佃农的胜了一筹。」这样看，斯密与马歇尔皆分析过佃农，皆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创立的传统的掌握有不足之处吧。 当然，跟今天的《经济解释》相比，《佃农理论》属小儿科，反映着老人家数十年的不断耕耘是带来了可观的收获。
我希望今天读经济的同学明白，虽然我的分析内容跟同学在课堂上学的是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其实我的是源于传统。 这篇序言申述了我把这传统大事修改的来由，目的只一个：我要解释或推断世事。 我知道好些从海外回归的后起之秀不会教这本《经济解释》，因为内容跟他们学得的格格不入。 但同学们可以之作为课外读物。 困难是《经济解释》不是一本可以随意翻阅一下就读得懂的书。 要认真地读，有时一小段文字要思量、考虑很久。
对我自己来说，经济解释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每次想通一点自己有很大的满足感。 要不然，我不可能持续地思考半个世纪。 可以解释，可以推断，不一定可以多赚钱，因为思考的时间成本是放弃其他收入的代价，但如果算进趣味的价值，那么有好奇心的同学会感到，读这本书是有大利可图的。
（完）